首页 -> 2007年第7期
江南女科及薛己在明清的文化潜影
作者：费振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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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宋代以来医学技术的变化与拓展。十世纪由尚药奉御、翰林医官使王怀隐率领众医官修撰的《太平圣惠方》，标志着一次重大的医学技术革命，作为这次医学革命的一部分，女科通过宫廷的认可进入主流医学，尤其是一件令人鼓舞的大事。中国医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当然并没有拒绝女性为医疗对象，然而面对女人身体和疾病的医学知识和技艺，却是零碎不全的和缺乏深度的，无论早期医学史，还是后来在隋唐之间的巢元方和孙思邈，都把女科局限在“带下”。他们提供的医学方法，包括医药的使用，虽然有所分类，但由于对女性的认识局限，因而只能以“别方”的形式，附于有关男性疾病的叙事之后。女性的身体和疾病，在医学中仍然没有完整突出和独立的性别意义。
但到了宋代，随着经典的复苏，这一切在新儒学理论影响下，受到重新审视和辩证。儒家哲学的宇宙论，亦被运用于对女性身体的认识，一个标志女性疾病性别特征的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分析。这就是月经。月经进入医学视野，打破了它从前的诸般禁忌。血作为阴性的主导能量，与以气为主的男性的阳的能量相区别，使女性身体的解读发生关键转变，从而赋予新的身体哲学和医学诊断含义。有趣的是，新一代儒医，恰恰是在无性别倾向的经典知识范围内，通过对月经的机理研究，格物致知，确定了医学分科的性别化。月经作为女性阴阳合体的血气运行的身体功能及其表征，与经典脉络观点重新连贯，从而带来女科学科的“八纲辩证”建立。于是，在越来越严密的规范性和系统性要求之下，性、生殖和生育成为医学关注的重点。一位叫费侠莉的美国学者，通过她细致周密的研究，肯定地告诉我们，宋代医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更注重女性之不同，而且有可能比其后的朝代做得更好。仅就医学技术而言，宋代实在可以说是中国女人的幸运时代。
因此，宋代女科的医学权威陆续出现了，齐仲甫、郭稽中、陈自明都为一时之选。受命于官方的任职，他们不仅担负研究之责，而且主要还兼做“教授”任务，这样，有宋一代，至少到十二世纪，女科从宫廷到地方，通过教科书和医学教程得到确认和普及深化。出现在南宋的萧山竹林寺女科，在民间有着巨大的传奇性，由一名医学造诣颇深的寺僧创立的竹林寺女科，首次揭开中国传统女科流派和家传序幕。个人方面，齐仲甫的《产宝百问》一百个问题中，关于女性月经的疾病问题有五十个，是指导女科医疗诊断的简明手册，甚至还被视为家庭必备用书。多年后，南宋陈自明则以《妇人大全良方》总结八十名医学官员和五十名普通儒医的经验，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女科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虽然女科权威在面对女性的身体和疾病时，仍然没有足够信心。与男性比较，女性认知的困难存在于性别的社会区分，严肃端正的儒医由于不能直接接触女性身体，而丧失细致观察和询问的过程。弥补的方式则需要依赖一个更高的宏观模式，即阴阳一体的宇宙模式，用这个模式对应女性身体功能的微观世界，然后加以临床推理和诊治。这既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思想。所以，宋代的女科医学权威，与其说是技艺高超的女科医师，还不如说是思想深邃的医学思想家。
回到女科的传承发展上说，女科医学的流向似乎由北而南，这并非仅仅因为宋朝有北、南政治之易，更多的可能还是出自文化和经济原因，这已非本文区区数言就能讲述清楚的。要而言之，陈自明作为活动在南宋末期的浙江医人，既是宋代女科医学的总结，又是明代女科医学重振昔日风光的种因。十三世纪前后的女科医学，由于社会动荡不安，可能有一段时间遭到忽视，然而到明代，随着城市经济和文化的繁荣，社会对女性差异的进一步强调和约束控制，在医学理论对女科的主动调整下，有关女性身体与疾病的认知与诊断，发展了新的观点和方法。女科在中国江南以“养阴”为医学目标，重塑女性身体经验，形成了明清两代女性医学特色。
这就必须说到吴郡的薛己了。她十九岁继承他父亲的太医位置，此后在南京太医院工作了二十四年。虽然太医院的“太医”身份，在当时已不如前代荣耀，但有利之处至少能够读到官方大量收藏的医学书籍，有理由相信薛己任太医期间，通过阅读和研究，获得充分的医学资料和理论知识。所以，1530年辞职回到苏州，薛己有足够学养和能力完成多方面的医学著述。薛己是医学上的多面手，各科兼擅，但他六十一岁完成《校注妇人良方》，让我们的视点，一下子集中到宋代女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和技术嬗变，为此之故，薛己在女科医学上的贡献就显得突出了。
显然，二百五十年前的陈自明，这位建康府明道书院的教授，他的《妇人大全良方》，首先进入薛己视野。薛己对前辈女科大师的“气血”理论自然尊崇，但在女性是“调经”，还是“生血”，薛己就要另出意见了。薛己论述女性月经的生理特征时，这样说，“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和调五脏，洒陈六腑。在男子则化为精，在妇人则上为乳汁，下为血海，故虽心主血，亦皆统摄于脾和胃，血自生矣”。说是校注，实际上薛己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思想逐节补入《妇人大全良方》，而且慨慷地将他历年以来观察、诊治妇人疾病的四百多个医案，也收录其中。表面上，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因为薛己校注，有了完整的标准版本，实际上薛己悄悄完成了他对陈自明所代表的宋代女科的修改。作为女科医学承上启下之关键一人，当《校注妇人良方》在明清两代大量刊行时，薛立斋先生的个人分量和时代意义，就在医学史上体现出来了。
这里，还有一个技术上的要点须特别指出。那就是从薛己开始，我们发现有了比较详实的女性疾病单独的医案记录。一份完整的女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记录，其意义不仅仅在医学，而在于对女性身体历史的关注，虽然它出自男性的观察和视点，但这里面最大限度包含女性的自我表达。在现实社会，女性是被压制的，但女科医案却通过医学这一特殊途径，让我们有机会听到女性的声音。所以，当薛己的女科医案随着他校注的书本流传后世时，我们这些后来者，可以了解到历史深处中国女性的现实生活感受，和来自她们身体的情感欲望状态。
薛己承继陈自明自不待说，他在发挥陈自明“以血为主”的理论时，却又从金元四大家之一、浙江医人朱震亨那里受到启发，朱震亨无分男女，均以“阴常不足”来看待人的身体和疾病，薛己就把这“阴常不足”拿来，作为女性血液功能受损的内在原因，既然他已把女性健康的身体归之于脾脏之血充盈丰实，而女性疾病的产生是七情过度，相火妄动，真阴被耗，那么治疗之法，当然就是补土培元，就是济阴养阴了。
女科在薛己的努力下，重新成为众多医人和医学思想家深入研讨的医学主题。在明代后期逐渐形成新的话语中，他个人的理论贡献或多或少在多次修正后被弱化。然而，一本十七世纪初刊行的医书《济阴纲目》中，薛己仍然常被引用和讨论，这不只说明薛己在女科医学的影响犹存，地位犹在，也不只在说明薛己的女科技术和用药范式并未中断，而是暗示明代女科医学文化的一个中心词，与薛己“补土培元”的密切关系。这个中心词，就是“济阴”或“养阴”。它涉及的哲学思想和医学知识，可以在多种层次上理解明代女科的持续发展和终结。跳过女性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具体内容，“济阴”或“养阴”之所以凸现明代女科的文化含义，那是因为它直接诉诸女性身体，与社会、与生活、与情志欲望、与生殖伦理、与道德要求之间的对话。当明代对女性身体的控制与压抑是一种公开性的文化力量时，“济阴”或“养阴”就是一种最为“现实主义”的医学要求和方法。比如，要求女性在日常生活起居中抑止愤怒，以免过分的“火”消耗阴津损害身体，女性也不能有过分强烈的情感，年轻女性尤其需要节欲，以保证生殖与繁衍的基本能力；关于女人怀孕，则希望孕妇饮食合理举止得当等等，这些都可归结到“济阴”、“养阴”范围之中。不难看出，明代女科医学在合道德性的身心合一上，把女性置于更高也更严的道德责任之中，从而达成与整个社会文化现实的同谋和共构。明代女科，就在这种矛盾的文化选择中徘徊不展以至故步自封。而身为苏州这个文化最发达地区的女科权威，薛己是一个不能绕过的潜影，他的理论思想实足以为明代以至清代女科医学文化作一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