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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的各类学习班
作者：孙光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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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是“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大创造。
市委写作组前后一共办过多少学习班，连朱永嘉本人也一时说不清楚，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认真的清查核实，才得出如下的统计数字：1971年以来，市委写作组共举办了二十九期学习班，学员总数达八百七十四人。
一
市委写作组为何要如此大规模地举办学习班？答案是：一有主观需要，二有客观可能。
先说“主观需要”。在写作组写文章是很累的，时间短，任务重，经常突击熬夜，又没有任何补贴（“文革”期间取消稿费），王知常曾经感叹地向写作组的历史组成员说：“像我们这样拼命写文章，过了四十岁，精力就不行了。”写作组成立初期，本部及各下属组织的成员，多半是高校和原社科院的中年业务骨干，长此以往，势必出现“断档”现象，必须未雨绸缪，及时补救。朱永嘉曾考虑设立上海社会科学院，也许他在复旦大学长期教书，“书生气”尚未完全消失，觉得社科院的名称较为响亮，容易吸引业务人才，所以于1974年6月1日写了一份“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请示报告给张春桥、姚文元，建议成立社科院，结果被浇了一盆冷水，张春桥批示道：“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于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也于6月3日作了批示：“同意春桥同志意见”，并在原报告中“办临时学习班”一语旁写道：“这种形式比较灵活。”张春桥不愧为“四人帮”的“军师”，深谋远虑，唯恐朱永嘉等忙于事务，丢了“大批判”这个头等大事。姚文元的出手也不同凡响，他的“灵活”二字点明了要害所在，以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点。大凡各类学习班开始时，参加的成员都站在统一的起跑线上，但“临时”了那么两三个月，便分出高低优劣来了，这就便于朱永嘉、王知常选拔尖子，分别安排。大部分没有留下来的成员回到原单位，那也没有关系，反正他们已经完成了学习班规定的战斗任务，接受了“四人帮”一套的理论熏陶，以后有需要还随时可以抽上来，投入新的“战斗”。至于学员的工资、福利、后勤杂事等，写作组一概不管，真是“灵活”极了。
再说“客观可能”。“文革”以前，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地位开始时没有后来这样高，要向其他非市委宣传部管辖的单位调人并不简单，例如要调的是高校教师，就得经高教局和各高校同意。“文革”开始以后，“四人帮”得势，情况便大不一样了，当时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对市委写作组刮目相看，知道该组是张春桥、姚文元的重要基地，因此为写作组举办学习班大开绿灯，可说要人有人，要钱给钱，要地方给地方。当时写作组总部设在康平路一百四十一号（原《支部生活》编辑部办公楼，离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仅两三百公尺之遥），下属各组则分别设在原党校、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处，真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不胜枚举。
既有“主观需要”，又有“客观可能”，写作组举办学习班自然越来越红火了，请再看一组统计数字。学习班的类型：按专业分，有党史学习班、政治经济学学习班、自然辩证法学习班、文艺创作学习班等；按专题分，有评《水浒》学习班、“儒法斗争史”学习班、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班；按时间分，有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学习班人员集中“学习”两三个月，结束后即回本单位，长期学习班人员平时在本单位，每星期五来写作组“学习”。经过各类学习班的实践和考察，朱永嘉、王知常等人就先后从学习班中留下了四十二名青年，分在原写作组及下属各组工作。
二
在进一步了解各类学习班以前，先来听听王知常的一句名言和朱永嘉提出的一个宗旨。
王知常曾经明白而自豪地宣称：“我们现在办学习班，就是用我们的观点去影响一大批人。当年蒋介石也办黄埔军校和庐山军官训练团嘛！当然阶级属性不一样。”朱永嘉提出的办班宗旨是：“以任务带战斗，以战斗带队伍。”朱、王这两番话真可以说是言简意赅，把他们举办学习班的终级目的和原则方式等都囊括无遗了。
怎样实现“以任务带战斗，以战斗带队伍”？试看朱永嘉、王知常交给文艺组、历史组、经济组分别举办学习班的几个例子：
姚文元于1973年底来上海，在接见朱永嘉等几个核心成员时说：“批孔、评红都是大问题”，鼓吹写评《红楼梦》文章要“同现实斗争联系起来”。朱永嘉立刻照办，不久便指使文艺组举办了一期“《红楼梦》评论学习班”。朱永嘉在学习班开学第一天就到会讲话，他一再强调“评红”要“触及时事”，要“吸取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朱永嘉一方面拿出写作组得力写手郭某所写的《大有大的难处》的清样，作为“影射红学”的范文要大家学习，另方面又鼓励大家选好角度，可以从一人一事出发引申开来，发点议论。不久他就同学习班学员共同议论了许多《红楼梦》中的人物和题目，要大家写文章。王知常也抓得很紧，经常向学员出点子。如他说“写贾政要写贾政在大观园里的地位，贾政是大观园中制定政策路线的”，妄图影射周总理。此外如发在《学习与批判》上的《薛宝釵的中庸之道》、《贾探春的新经济体制》等一大批文章均是联系现实和影射攻击之作。还有一件颇有讽刺性的事不妨在这里一提：既然朱永嘉、王知常要求联系人物来写，学员当然会写到贾母，谁知朱永嘉把评贾母的文章题目都勾去了，有人不解地问为什么，朱永嘉神秘兮兮地说：“老祖宗不能评。”原来他害怕这么一来，旁人也会效法他们，说文章是影射毛主席的！
“四人帮”大搞“批儒评法”。1974年6月，姚文元批示要出一本通俗性小册子《儒法斗争简史》，以扩大“批儒评法”的战果，朱永嘉立刻授意历史组负责人，让正在举办的历史学习班转向，把十六位学员分成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四个小组，声称为了“使这批学员得到锻炼与培养，青年人自己写书给青年人看”，要求突击进行编写。学习班学员当即开会讨论，提了各种设想，有的主张章节体，有的主张写成章回小说体，最后朱、王拍板决定：“可采用史话体，写得有血有肉一点，可避免枯燥乏味。”经过了七八个月的苦干，这本《儒法斗争史话》终于在1975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达三十万册，发行全国。这还不算，王知常为了扩大影响，又特地组织了一篇“书评”，发表于《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2期。遵照朱永嘉指示，该书以罗思鼎文章为依据，紧跟紧随，亦步亦趋，不少地方还照抄或是化用罗思鼎文章的原话，吹捧吕后，大批宰相。如书中“楚汉相争”一则抄录《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说什么刘邦的关中根据地“在吕后、萧何的领导下”，“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黄老之治”一则抄录《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吹捧吕后“依照刘邦的遗嘱”，“按照汉高祖刘邦的既定路线、政策办事”。书中还大骂吕不韦“一上台就搞复辟”。嘲笑“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政变的丞相李斯，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倘问姚文元本人对此书如何评价？只举一个例子便可说明。王知常曾在该书出版以前，特地把书中的一节《女皇帝武则天》在《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1期上发表。后来朱永嘉去北京参加全国四届人大回来，告诉王知常他见到了姚文元，姚文元说《学习与批判》上刊登了武则天，“还是搞得不错的”。为什么这样一篇不起眼的文章会得到姚文元的肯定和赞扬？无他，只是因为该文得到了江青的肯定和称赞。
“四人帮”借批《水浒》，大批什么“投降派”。按照专业，文艺组、历史组办学习班不在话下，令人深思的是经济组也跟得很紧，经济组负责人顾某在刚开办的“经济理论短训班”的旗号下，突击办起了一期评《水浒》学习班，班内给每个学员发一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籍作为掩护，又发了一部《水浒》供大家阅读使用。这期不伦不类的学习班还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学员全部留住在经济组宿舍，不准回家回厂，不准泄密。学习班开学时，王知常亲临传达姚文元1975年8月14日就评《水浒》事写给毛主席的信（就是在这封信中，姚文元要求将毛主席批示除发给政治局在京同志外，还增发给《人民日报》、《红旗》、梁效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学习班办了十天后，战果出来了，那就是一份《青年工人谈〈水浒〉——8月26日座谈会记录》，发表于1975年第9期《学习与批判》，此记录由经济组负责人定路子整理，王知常审定，要害是批判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邓小平，抢先为“四人帮”在舆论上立了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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