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8期
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作者：李先闻
字体： 【大 中 小】
编者按：李先闻先生为著名的植物遗传学家，是中国植物细胞遗传学的奠基人。1902年出生于四川江津，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先后就读中等科、高等科，1923年毕业，同年赴美留学。1923年至1926年就读普渡大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至1929年就读康奈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先后在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1970年７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先闻自传》。湖南教育出版社购得此书版权，列入“中国现代科学口述历史丛书”（即原拟名为“二十世纪口述中国科学史丛书”）之一种，将在近期出版。为使读者先睹为快，我刊本期选载其中第九章《抗战期间四川九年》。
1.稻麦改进所
1938年春在家过了春节后，同李竞雄坐船下渝，和稻麦改进所所长杨允奎博士乘小包车直发成都。那时成渝公路已通，由下江来渝的小包车，因汽油还有储存，仍在行驶。由渝至蓉，是沿东大路修建的，全长四百多公里，内江是半程，因动身较迟，所以当晚就宿在内江，第二天午后到了成都东郊外原来静居寺的稻麦改进所。我同竞雄分配到一间宿舍。吃的是包饭，六块大洋一月。那时生活程度不高，尤其在四川，更觉得大洋值钱。八人一桌，四荤四素一汤，初一、十五还可以大打“牙祭”，鸡鸭鱼肉之多，好像吃喜酒一样。我的薪水是三百六十九元一月，抗战关系，发薪七折八扣，这样我每月还有将近两百大洋的收入，生活相当富裕。
“七七”事变以前，四川进入建设时期，在农林方面，设有许多的改进所。如稻麦、家畜保育、病虫（成都），林业（灌县），棉花（遂宁），蚕桑（三台），甘蔗（内江），园艺（江津）等，统由四川省建设厅管辖。所长人选，多半是四川人在国外留学的或国内著名大学毕业的。那时农业建设，似乎都注重形式，“所”、“场”纷纷成立。有一个所，就有一个衙门。因为是农事机关，庭园多半培植花木，是可供游人游览的胜地，好像在军阀时期，北京“三贝子”花园的农业试验所，就是一个极显著的例子。我回国后，到过不少城市，参观过各地遍设的农业机构，差不多都是这个格调。到静居寺以前，我畏惧的亦在此。哪知见了允奎后，这个恐惧都消失殆尽。允奎（编者注：即杨允奎）是清华1929年毕业的，也是清华留美制的最后一班生。允奎似乎与我差不多大小，是川北安岳县人，清华毕业后，在Ohio State念遗传学，得了博士学位。人比我略高，口比较阔，脸现酱铜色，剃平头，虎虎然有活力，常微露笑容，见面后知允奎是君子人，的确是想为国家做事的人。前面提到过的彭家元，已先到所工作。彭的老同事陈禹平等，也都来帮忙，所中那时有徐守愚、陈之万（中央大学棉业训练班毕业）。
总所在成都静居寺。由公家拨来庙产六百余亩水稻田，全在都江堰灌溉系统内。附设三个分所：一在泸县，一在合川，一在绵阳，分别代表川南、川东及川北的地区。每个分所都有分所所长一人，都是允奎的学生们（允奎返国后，先后在保定及川大教书）。其他还有“老玉米”张连桂，“红苕”洪瑞林，以后从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来的有冯天铭、杨鸿祖、蔡旭，及日本京都帝大念了短时期的管相桓等人。人才很整齐，做事都肯任劳任怨，合作无间。所中人员都是斗笠一顶，草鞋一双，上身穿的是三峡布衣（卢作孚的织布工厂出品），下身穿遂宁织的黄色紫花粗布裤。抗战时公务员每天要办九小时公，礼拜天上午还加班五小时，上下一心，共赴国难。我那时的职位是技师，除开有关土壤工作外，似乎我都负责指导、讨论，同时还领导同仁在田间工作。这种以身作则的工作风气，一经倡导，同仁们都不管日晒雨淋，风吹露侵，把田间工作当为必修课。可惜所中图书馆的藏书不多，否则在那段抗战时期中，多看书，多研究，使经验与学识互为表里，更可造就许多学人了。
孟及人本来留在武昌，后因武汉危急，也转来后方成都。那时合川分所的人手有限，所以派人前往帮忙。
赵连芳原在中央农业实验所当技正兼稻作系主任，那时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所长是谢家声，副所长是沈宗瀚兼麦作系主任。该所迁川后，所址在荣昌，赵连芳则率领他系中同仁如杨立炯、周泰初等，还有一位麦作系的张先生也来成都帮忙。
四川稻麦改进所从事改进工作，本来静居寺原址已大兴土木，新宿舍、住宅以及新的研究室、风干室，应有尽有。可惜不大合用而外，亦稍嫌小型。那时人才突增，更形热闹，年轻人的朝气表现无遗。
记得赵连芳来后，所中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同仁们都觉得赵博士一来，稻麦所的繁荣，计日可待。我也怀着这个兴奋的心情欢迎他。的确，赵先生在欢迎会上的演讲，是个振奋人心的兴奋剂，于是人心更为之兴奋，青年人的朝气，更蓬勃了。
所中的研究范围，亦就四川各地方的情形而定，水稻、小麦、玉米及红苕，为四川作物栽培的大轮廓。
水稻的作业，似乎都依照赵氏所提倡的“检定”法。我是执行这项计划实施的负责人，我们悉依照赵氏所订的计划，逐条逐条认真实施，几年后，发现好的品系，多半从好的品种中选出来的。但是这些在各地选的品系，最后在成都平原进行最后决选，似乎每一品系都不能直立不倒，以致竟遭淘汰，我们对于水稻改良的办法，那时还太不切实。在合川检定的一个品种，在绵阳试验甚佳，后由合川买了若干石，船运绵阳一带推广，甚著成效。
1938年4月，经赵连芳的筹划，往来成、渝，奔走协商，把四川的农林机构整齐划一为一元化，定名为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仍设置于四川省政府建设厅下。那时厅长是何兆衡。在四川谈建设，首推卢、何，卢是指的卢作孚。这个时期，这种措施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所址仍以稻麦改进所的原址为扩大组织的所址，因经费大增，所以又新盖了许多试验室和宿舍。
赵连芳的报告中，似乎提到那年由中央及省方拨付的经费，有一千两百多万大洋。那时抗战军兴，中央用这样庞大的经费和力量来发展作为后方根据地的四川（较之中央农业实验所，似乎每年只有百余万的经费，就庞大太多了），以稳定后方人心，奠定抗战的根基，足食足兵，才可长期抵抗下去，又可容纳许多学者及年轻人，可以说是一个重大完美的策划，我心里很庆幸它有赵先生这样一个干练的人领导。
川农所成立后，副所长是杨允奎博士，我被派任为食粮作物组主任，程绍迥博士担任家畜保育所主任，周宗璜博士为病虫害组主任，杨显东博士为经济组主任，彭家元为土壤肥料组主任，钟俊麟为园艺组主任，蚕桑组是尹良荧，棉花组是中农所的胡竟良。那时员工有一千二百多人，全所得过学士的有五十多人，得博士的二十多人，食粮作物组连分所在内，有员工一百多人，经费当年是一百八十多万元。我当主任后，批第一份公文时，几番思索，考虑再考虑，才下笔写了三个大字“拟如拟”，没当过行政主管，一开始连批公文都得费心。等到各事稍安定，我才回江津接家眷到蓉，作久居之计。
2.四川农业改进所
在1937年12月离开珞珈山时，曾和同事们说过，我们四川江津的房子比较宽大，假如不嫌弃的话，每一大间屋子可以住一家人，我只要一个大头一月的租金。后来王抚五校长太太及叶矫全家，都来住过一段时间，马师亮太太沈家芳和她妹妹沈家琴住在我家“洋房子”楼上，都与如玲（编者注：即李先闻夫人郑如玲）处得很好。
1968年沈家琴由美带两个大女儿回台湾省亲，到过南港。1969年在偶然的场合中，知道家琴武大毕业后，同杨俊先博士（是马师亮的助手）结婚后赴美的。杨先生是依利诺大学的博士，在IIT大学教书，现在差不多二十多年了。他们附近有五位同事的太太，都闲不了，于是在芝加哥东南公路上开了一家餐馆名Dragon Inn（金龙厅），设备讲究，厨子、大师傅、二师傅、三师傅都是从台北峨嵋餐厅用重金聘去的，专烧川菜，与中国城的粤菜不同。附近五百英里远近的人们，都趋之若鹜。我这次到美国，在芝加哥城小住，也去Dragon Inn光顾了几次，并与家琴话旧，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天涯若比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