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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眼中的钗、黛
作者：黎 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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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屈原的芳草美人传统以来，中国文人好以娥眉自喻。所以，自《红楼梦》诞生以来，关于钗、黛的评论常常各执一端，为了品评这两个人物的高下，又常引起争吵，甚至发生过“遂相龃龉，几挥老拳”〔1〕的趣事，士人各自的孤高自傲之志，圆通养拙之情，一寓其中。
欧风美雨洗礼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另一个文化参照系的“他者”眼光，更能深切地领会《红楼梦》所代表的中国文人传统的特殊性，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弹性的言说空间，进行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互相印证。林语堂早年把《红楼梦》作为了解中国人的主要文本，曾有妙语云：“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简易的方法，莫如问他喜欢黛玉还是宝钗。”〔2〕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天地》杂志曾刊有一篇妙文《曾国藩与薛宝钗》，该文从个性气质的类型出发，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举，指出：“世人或爱逞能使气，或愿藏拙装愚，这二种人，无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后者为曾薛型。”〔3〕
现代文坛上“拥钗派”较典型的作家是聂绀弩。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中，聂绀弩说宝钗岂止不是坏人，简直是个十全十美的佳人，是封建社会的完美无缺的少女的典型〔4〕。何其芳也不同意把薛宝钗视为虚伪、奸险的人物，处心积虑地为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斗争。在《论红楼梦》一文中，他具体地分析了薛宝钗喜欢讨好人、奉承人和对贾宝玉的“无情也动人”的爱情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只能说薛宝钗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为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因而好像是自然地做到‘四德’俱备。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并不是由于她的奸险。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欢心，并最后被选择为贾宝玉的妻子，正是她这种性格与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由于她或者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5〕
薛宝钗其人如何？旧时“评红”家对她极为贬责，认为她是伪君子暗藏奸计，谋夺了黛玉的良姻，甚至其一言一行，均是“杀机”，可怕之至，可恶之至。其实，就其境遇而言，她也是“薄命司”中令人悲悯的女子，其内心之苦，最不易为人所窥见。一般读《红楼梦》的人，视黛玉为“女圣”，其地位至高无上，不可冒犯，聂绀弩、何其芳能犯“众怒”而为宝钗辩护，确实是识见超众。
冷眼慧心的黛玉形象，奠基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其不得志和对知音至死不渝的追求，“冷月葬花魂”的终局，仿佛千古文人失意的写照，这株高怀绝俗的绛珠草受到历代文人的怜爱。“平生骚怨寄红楼”的吴宓非常喜爱林黛玉，坊间流传过一个吴宓恋黛成癖的故事：西南联大旁的文林街上，有一家脏兮兮的小饭馆，为招揽顾客，店名借的是林妹妹的光。一天，吴宓走过，抬头忽见“潇湘馆”三字，大怒，认为是对黛玉的亵渎，举起文明棍就要砸那块招牌。端木蕻良也是“拥黛派”，为了坚决站在林黛玉的这一边，他对薛宝钗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做出了简单的分析，把薛宝钗对贾宝玉所表示的爱情和最后成就的婚姻，看作是“受了整个封建贵族的政治委托的政治进攻”，认为“薛宝钗就像一个献身的女间谍一样，来执行封建社会的命令，而牺牲了一切”〔6〕。其敌友分明、势不两立的政治图解，不禁令人莞尔。吴组缃也是彻头彻尾的“拥黛抑钗”，对宝钗评得极为苛刻，甚至认为宝钗的金锁来路不明，揣想有可能是薛姨妈临上京前现打制的，所以才宣传要配给有玉的。这种推测自有一种孩子气的爱憎分明、快意恩仇，使我们感受到吴组缃性情的率真。当然，吴组缃的结论也是建立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判定金锁造假并不是“罗织”罪名，《红楼梦》中和尚与道士几次出现，只听说有个石头化玉，哪有金锁的一言一字？确有可能出自薛家的把戏。通常在《红楼梦》研究中，薛宝钗被视为工于心计的虚伪、奸险的人物，端木蕻良、吴组缃认为宝钗的一切行动都是有意识有计划地争夺贾宝玉的看法，虽然并不太符合曹雪芹“似谲而正，似则而淫”〔7〕的写人的本意，分析和判断也不是很有说服力，但这种观点有着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非钗非黛派”如鲁迅、萧军等，在魑魅魍魉横行的乱世，他们都是嫉恶如仇、除恶务尽的钟馗式的人物，不但不喜城府心机深不可测的薛宝钗，亦不喜哭哭啼啼寻愁觅恨的林黛玉。据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中所回忆，有一位曾在北京大学听讲小说史的人，曾记述过这么一回事情。鲁迅讲小说史到了《红楼梦》，大概引用了一节关于林黛玉的本文，便问大家爱林黛玉不爱？大家回答，大抵都说是爱的吧，学生中间忽然有人询问，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说，我不爱。学生又问，为什么不爱？鲁迅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8〕。鲁迅的回答虽然不无调节课堂气氛的玩笑性质，但以鲁迅一向说话的慎重严谨，也反映出他对林黛玉的观感并不太好，对黛玉心胸之狭窄不无反感。在鲁迅的杂文中，涉及黛玉处也多有不敬，说到香汗与臭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女界内战，“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等等，多有嘲讽之意。
萧军在“非钗非黛”上则更加直言无韪：“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如何谈情论爱，说诗论道，我是并不怎么感兴趣的，也不懂；只是感到很气闷，很想跳进大观园去大打一阵抱不平才能够出一口怒气！对于贾宝玉那种半男不女的性格是讨厌的，王熙凤那种奸狡阴险的手段是鄙视的，薛宝钗那种伪君子似的‘落落大方’也无兴趣，觉得庸俗可厌；而林黛玉那种哭天抹泪、忽雨忽晴的性格也觉得腻烦。觉得可喜欢的人物只有尤三姐、史湘云、鸳鸯、柳湘莲和焦大。”〔9〕萧军刚正不阿的个人气质和对社会人生的侠义态度，使他只对《呼家将》、《薛家将》之类金戈铁马的传奇故事入迷，对我们传统审美中伤春伤别、多愁多病的才子佳人，“葬花”、“焚稿”的儿女之态，则难以产生深切的心理认同。他笔下没有细密纤美的女性形象，从《过去的年代》中的翠屏，《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到后来《五月的矿山》中的艾春秀……或则铤而走险投身绿林，或则手握钢枪参加抗日，无一不是英姿飒爽、性如烈火的反抗型女性，难怪他在《红楼梦》中最称道富于侠女气概、血溅宝剑殉情的尤三姐。
柔情似水的女作家冰心，居然也腻烦钗、黛，而独喜“精爽英豪”的尤三姐，称赞她“冰雪净聪明，雷霆走精锐”，二者兼而有之〔10〕，这应该与冰心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冰心一直称自己是海的女儿，性格中有其英豪阔大的一面。
“钗黛合一派”以俞平伯、林语堂为代表。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为“悲金悼玉”而作的，“金”（宝钗）与“玉”（黛玉）并重。他说：“且书中钗、黛每每并提，若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各极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极情场之盛，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若宝钗稀糟，黛玉又岂有身份之可言。与事实既不符，与文情亦不合，雪芹何所取而非如此做不可呢？”〔11〕俞平伯的观点被概括为“钗黛合一”四个字。“钗黛合一”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悲金悼玉”，作家为钗、黛相同的悲剧命运而惋惜悲悼，并无左右褒贬之意，更无“封建”与“反封建”、“卫道”与“逆道”之区分；二是在艺术格局上显示出“两峰对峙双水分流”的对称交错美，“必如此方尽文章之妙”。
俞平伯关于钗、黛并非对立而是互补、和谐的观点，在林语堂手中得到深入发展。林语堂不但在《京华烟云》等小说中创造钗、黛、湘云合一的文学形象，还从文化哲学的高度专门谈论过“钗黛合一”：“宝钗与黛玉相对的典型，或者依个人的好恶，认为真伪之别，但是不是真伪二字可了。飘逸与世故，闲适与谨饬，自在与拘束，守礼与放逸，本是生活的两方面，也是儒道二教要点不同所在。人生也本应有此二者相调剂，不然，三千年鞠躬，这民族就完了，讲究礼法，待人接物，宝钗得之，袭人也得之。任性孤行，归真返璞，黛玉得之，晴雯也得之。反对礼法，反对文化，反对拘束，赞成存真。失德然后仁，失仁然后义——这些话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是人生在世，一味任性天真，无所顾忌，也是不行的。……我想思想本老、庄，行为崇孔、孟，差为‘得之’。”〔12〕
林语堂秉承着对钗、黛对补的思考，进入对儒道文化互补的觉悟，这种古典之优雅与现代之张扬的相糅合，透露出林语堂多元调和的审美趣味，也充分体现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冲撞中的双重人格。总的来说，林语堂喜欢具有健全人格、自然开朗的人物，前期喜欢史湘云，后期喜欢达练有为的探春，因为她们都是自然不作伪的女子，最不喜尘缘未断、对佛思凡、形成了变态心理的妙玉〔13〕。
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证，赢得红楼梦魇名”，其“红学”的特点是下了大功夫去研究文本而很少涉及其他，很少有评议、赏会的言词加之于《红楼梦》本身乃至书中人物，宝钗、黛玉均甚少提及，且不表示褒贬爱憎。十二金钗中她只看重秦可卿和史湘云。《红楼梦魇》中《五祥》的焦点即在湘云身上，认为湘云才是《红楼梦》的主要女主角，是历史上有原型的真实人物。湘云天真混沌，潇散简远，超脱于大观园中的权势之谋和情爱之争，对于“删繁就简三秋树”的晚年张爱玲来说，最为心有戚戚焉。而可卿、湘云，均可看作黛玉、宝钗之间“兼美”的人物。
注释：
〔1〕〔7〕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80页。
〔2〕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
〔3〕实斋：《曾国藩与薛宝钗》，载1943年11月上海《天地》第二期。
〔4〕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5〕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6〕端木蕻良：《向〈红楼梦〉学习描写人物》，载1942年6月20日桂林《文学报》第一号。
〔8〕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9〕萧军：《萧军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8页。
〔10〕冰心：《二老财》，载1935年1月《青年界》第九卷第一号。
〔11〕俞平伯：《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12〕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台北开明书店1974年版，第2页。
〔13〕羊汝德：《衔着烟斗的林语堂》，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