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9期
关于五四精神等问题致王元化先生
作者：姜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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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化先生：
今春在电脑里丢失的那封长信，终于还是未能找回来。回武汉后本应立即给您写信的，不想被几件事吸引住了，一直静不下心来，以致拖到今天才写这封信，实在是失礼，望能原谅。
那吸引了我的几件事，是两篇论文和一部小说所引发的论争：《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引起的讨论，集中在《南方周末》上；《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和小说《如焉》所引发的论争，主要在网络上。这几场论争表面上似乎互不相干，但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它们同出一源，都是一些知识分子焦虑心态的反映。他们在反思，在探寻。可以说，这些论争都通向一个百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人的大问题——我们从哪儿来？向何处去？
在接触这些论争、思考有关问题的过程中，我常常联想到您的有关见解，特别是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那些问题，点到的思想史、文化史上的几个重要穴位。于是，我就结合近来发生的这些论争，写信谈我的看法。信写了一半，才想起您去年寄来的《九十年代反思录》，我从深圳回来后还未来得及细读，于是就打开读有关五四、杜亚泉和卢梭的那几篇。到这时我才发现，我那两封未完成的信里说的都是多余的话，我所提的问题，您都已经作了详细的辨析。您的看法我大都同意，只是在分寸上和对待的态度上略有不同。这些问题在当年曾引起不少人的注意。如今能够从自身经验中领悟您的看法的人愈来愈少了，而年轻人又在重复那种打旗号、分营垒、党同伐异的论争旧习。看来，您的那些反思并未过时，真不知这是幸还是不幸。
最近这次呼唤“文艺复兴”，使我想起了世纪之交的“回归五四”和前年的“反思启蒙”。前者是对于五四的笼统的全面肯定，后者是对五四的不恰当的指责。这一次在谈论文艺复兴的时候，好像有些含糊其辞，没有正面触及对五四的评价、与五四的关系问题。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五四是绕不过去的，不管是谈以往的历史，还是今后的发展，五四这笔账是非算清楚不可的。正是在这里，您的那些意见就显得非常重要，应该提出来进一步申说发挥。
联系去年您在电话里提到的那几篇文章，我觉得以下两个问题最为重要，需要进一步辨析和阐发。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后来在什么时候和怎样蜕变和逆转的？
二、中国有没有过真正的“全面反传统”？事实上我们反掉了什么传统又继承发展了什么传统？
下面，就简略地说说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首先一点，是必须把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运动与爱国群众运动区别开来：前者是来自内部历史上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又一次兴起，是一次自省自强因而富有理性批判精神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后者却是对外部压力的反弹，是爱国主义群众运动。这也就是多年来所说的启蒙与救亡的区别与关系问题。李慎之先生曾将其喻为风与火的关系。按我的理解，启蒙犹如火种，埋藏在民族历史的深处，遇到风而发生变化，火借风力，风助火势，启蒙之火时隐时现，从魏晋到晚明到戊戌到五四，反映出中国人个性解放开始之早，形成之滞缓艰难。这中间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人，个人，自我的发现和觉醒，这一点与西方完全一致。所以无论怎样称谓，说五四是启蒙运动也好，是文艺复兴也好，其真精神在此，是毫无疑义的。
您把这种精神归结为个性解放、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当然可以，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但为何不直截了当地使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这些既准确又通行的科学概念呢？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蜕变、文学革命的转向，正是从批判这三个主义开始的。把个人主义等同于利己主义，把自由主义庸俗化为自由散漫不负责任，把浪漫主义曲解为脱离现实胡思乱想进而把个人主义判定为“万恶之源”。事实上，正是这种反五四之道而行的极左思潮、极左路线，才是真正的祸害之源。
您借用陈寅恪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来解释五四精神，正好从这里说明当时的保守主义者也赞同五四精神，并不像后来的史书所说的那样，古今、中西两派完全对立。从这里也可以反过来看，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先驱者，那些新派人物，也并非绝对拒绝传统文化，主张“全面反传统”。所以我觉得，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全面反传统”，也不能笼统地说什么“文化断裂”，而是要问：多年来我们反掉的是什么文化？断裂的是什么文化？继承发展的又是什么文化？我觉得，这才是关键问题。
中国的主流文化，儒道释合流的士大夫传统文化，五四以后仍在延续，这在胡适和鲁迅身上反映得非常清楚，他们身上的传统道德操守，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所付出的辛劳，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人所共知的。其他新派人物，从《新青年》、《新潮》到后来的《新月》、《现代》、《论语》等周围的那些人，全都是传统文化方面训练有素的。再后来，我所直接了解到的，从抗战到胜利，大中学校教材中的传统文化比重并不小，读写文言文和旧体诗词，是高中和大学生的一般水平，包括理工科学生。当年学理工而在文史方面颇有成就的，并不少见也不奇怪。从朱自清编的《大学国文》，他和夏丏尊合著的《文心》，就可以看出当时教育方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我个人的亲历也可以为证，在入小学之前我还读过一年家塾，初中阶段还在家里读《左传》、《陆宣公奏议》。
这说明，事实上并不存在“全面反传统”和“文化断裂”，存在的是另外两种情况：一是当年论争中的一些过激的言辞主张，如“全盘西化”、“不读中国书”、“废除汉字”之类，都是并未实行也行不通的。二是确实反掉了传统，而且不止一种，在这些方面出现了“断裂”，同时发展了另一种传统，甚至在某些方面出现了“返祖现象”，造成了民族的灾难——我认为，这才是关键所在，是一个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这就是八十多年前曾经有人提及而长期未引起注意，八十多年后您首先再度提出的游民文化问题。
您在《思辨随笔》里介绍杜亚泉论游民文化的那段文字，无异于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到了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后来读了王学泰以及黄远生的论著，又使我联想起梁启超和鲁迅的一些看法，并进而联想起仿佛《日知录》和《读通鉴论》里有相关议论。不幸的是，我的视力已不容我去查阅，只能重读鲁迅的《春末闲谈》和《灯下漫笔》。我发现，那里面所说的“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还有那种会制造没有思想的劳动力的细腰封，都是对中国历史的透辟见解。专制与造反、暴君与奴隶的统一发展了那种以暴力和权谋为基本内容的游民文化，并不断批判和清除含有人文精神的主流传统文化和五四新文化。
我也注意到了，游民文化问题在您的论著里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话题，它与许多文章有关联有呼应。在您的这几本书里，古今中外不仅互相关联，而且都与现实密切相关，既是学术更有思想。游民文化就不仅仅涉及历史、涉及“文革”，而且也与当前现实有某些关联。近几年有两本很引人注意的书：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不知您听说过没有。这两本书很独特，独特的目光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其中揭示的一些东西，实际上涉及至今仍有影响的游民社会、游民文化问题。这说明，有愈来愈多的人在关注、在研究“我们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其实，这也都是在“正本清源”——不知您还记得否，在当年的“拨乱反正”之初，曾提出过“正本清源”的口号，但不知为什么很快就不提了。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来做这项工作似乎太迟了，不过迟了也比不做好。您在《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一文里提到龚自珍的话：“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我读了立即联想到了鲁迅的话：“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重视历史却不知自省，正是我们的祖传老病。这里提到的几场讨论，就都带有反思、正本清源的性质，因而也应该有自省的精神，民族的自省、个人的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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