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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真相》（选载之二）
作者：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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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 著 夏侯叙五 整理 注释
我记得我第一次所办的对日具体交涉，比较重要的是对满洲伪国通邮交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封锁对“满洲国”的通信事务，塘沽协定后，中日双方谅解在停战相当期间内，中日两国应开始商谈关于对“满洲国”的交通通信事件。当时黄郛任华北五省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可以说是完全对付日本人的。日本在那时候虽然刚拿到东北四省，但第二步就要圈定他在华北的势力范围，所以中国政府在华北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地方机关应付它。那时华北地方事件的外交本来大部分由华北当局就地办理，当然以黄郛为中心，无奈黄氏所经办的通车事件，被国民攻击得体无完肤，因为中国人民十分反对政府当时的抚慰政策，黄郛个人因此也很受攻击。所以这第二件即与“满洲国”通邮事，黄郛不肯再经手办理，请中央派员主持。中央以为过去的关内外通车事件办得不甚圆满，政府为此受到舆论攻击，所以这一次也有意由中央派人负责办理比较妥当一点，这是他们几位要人在庐山会议时决定的。
有一天下午大约四点钟的样子，我有一位朋友郭心崧君〔1〕来看我，他说：“他们在庐山会议决定，通邮的问题是不能再拖下去了，大家的意思，要请你去主持。这本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但国家的事总要有人去干的，大家以为你最相适应，所以今天特来征求你的同意，切莫推辞。”我当时对日本的事情虽然相当注意，但对于实际上的与日本交涉，可谓是一年级的学生，一点经验也没有，关于邮政的事务，更是一点也不懂，同时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我若去干，或者因此送命，也未可知，所以十分犹豫，请他另请高明。郭说：“这是他们在庐山会议秘密决定的，你若不愿意的话，你最好向他们去说。至于邮政事务不懂，并不成问题，邮政局的事务人员你尽可调用好了。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要你去办技术事务的。”我答应考虑几天再回答他。后来我和许多朋友及前辈商量，大家都主张我去干，他们说吃力的事也必须去尝试一下。我接受了朋友们的意见。
因为当时有一部分舆论的反对，所以这次交涉不能不在秘密中进行。我记得我于1934年9月24日由南京秘密赴北平，当时我和邮局内一位邮务长余君〔2〕以及几位随员同去的。政府给我的训令最重要的一点，是要避免有承认满洲伪国的嫌疑，换言之，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与“满洲国”进行通邮交涉。说起来，这是有点滑稽，一方面说我不承认你，一方面又派人来和你商量通信，只从这两点上看，这篇文章就不是好作的。在法律上不承认他，在实际上又派人和他商量通信的办法，这总是有点不好办。我在接受命令的时候，倒没有什么，以为总可相机应付，后来一路在火车上静思默考，总觉得有点想不通，难以自处，因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然而命令已经领受了，事体非办不可，政府有政府的方针，当局有他的苦心，我呢，也有我的牺牲精神。所以火车一到北平，我就不管理论通不通，只求在事实上做得通和事体的整个解决。
到了北平之后，首先去看望华北五省政委会黄委员长。他本来是和我相熟的，我很直率的告诉他，我此来人地生疏，同时于对日交涉毫无经验，和日本谈判，即使是有经验的人也要上当，请多加帮助和指导。他答道：只要是办得到的事，一定帮助。对我表示十分的好感和殷勤。
这通邮问题本来可以说是很小的一件事，因为邮政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大问题，但是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来看，又可以说是很要紧的一件事，因为一旦处置不当，小则事体本身不得解决，大则可影响到整个政府，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部分人对政府的抚慰政策不谅解，非常反对。我临行时，当时的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氏再三再四地吩咐我，有事要直接向他请示，关于邮政技术问题，可向交通部和邮政总局商量。日本方面呢？真正负责的是日本驻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仪我（GiGa）大佐，驻北平副武官柴山中佐，另外是“满洲国”的邮政司长日本人藤原三人。“满洲国”本来是中国之一部，因为日本军事上的占领，成立了一个傀儡国——“满洲国”，“满洲国”人就是中国人，这通邮实际上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内部的事，但为要避免承认“满洲国”起见，中国人自己避不见面，而偏要和日本人谈判，用法律和事实一比较，又想不通，然而世界上想不通的事太多，我想不通也没办法。
记得第一次和日方代表见面，是在殷同〔3〕家中。殷同是北宁路局局长，黄郛身边最重要最红的红人。当时中国方面我是主任代表，余翔麟为副代表，殷同、李择一〔4〕为参与人。日本方面藤原为首席代表，仪我、柴山为参与人（但实权在仪我和柴山手中）。由殷同介绍我和日方代表相见后，日方就拿出他们预备好的许多“通航方案”和“通电方案”、“通邮方案”，一起当面交给我。我拿来一看，都是写着“满洲帝国”和中华民国什么什么方案，与殷同事前告诉我的大不相符，于是我就开始说：“本人此次是为办通邮而来的，所以除了本题之外，关于通航问题、通电问题，并非本人职权之内，本人无权讨论，所以关于通邮以外的方案，请带回去。关于通邮问题，我们在讨论之前，要决定两种原则：一、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商讨邮政上之技术问题，不作任何有关政治之商讨；二、双方倘意见一致，最后结论不签字，不调印，以备忘录方式彼此备案。”这两项原则，是完全为执行避免承认满洲伪国的政府训令而设的，当然是安全之策。但日本方面十分反对，他们说，我们此来并没有要求你们承认“满洲国”的意见，但你们一定要写明白在不承认“满洲国”的原则之下等字样，倒不好办，这是日本所不能忍耐的，日本不愿在这种原则之下和中国办通邮。关于双方不签字，则将来如何对证，彼此也不会有约束力。若是中国坚持非此不可，这通邮问题倒是不必谈判好，因为是无法谈下去的。日本所谓通信是指邮电合并而言，日本的电报局和邮政局是不分的，这是你们知道的，通邮而不通电报，在日本方面是解释不通的，所以电报的问题务必一起讨论。至于通航问题，若贵代表不在职权之内，可以另作计议。
第一天的商讨可以说不但毫无结果，而且马上发生僵局。但是双方的态度尚温和。后来继续商讨了几天，因为双方意见不一致，亦毫无结论。而黄郛先生已十分焦急起来，请我回南京去请示，同时要日方代表也返回关东军所在地请示比较缓和的方案；我则要求日方代表务必先答应我所提的先决条件，我方可回去请示，不然即是回到南京也无用处。后来经过了几次折冲，日方代表竟答应了。
我回到南京向汪行政院长和朱〔5〕交通部长报告，他们均十分满意。这时他们给我的训令是：勿怕决裂。我在南京住了一星期，政府的训令使我态度更加坚定。
回到北平后，始知日方代表早已由奉天到北平。会议重开，不料双方代表均声称：此番回去请训的结果和没有请示以前并无任何不同，不过当时基本原则已经决定，所剩下来的是技术问题，所以比较的尚算好对付一点。
关于技术的急点，最难解决的在邮票本身。中国方面以中国厌恶满洲伪国，不愿意看见邮票上有“满洲国”等字样，要求“满洲国”制造一种特殊邮票，作为与关内通信之用，这一点可谓是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日方认为不能让步，中国方面认为非争不可。此外，中方主张在山海关设立邮电转递局，以商用性质来代替中国邮局直接与“满洲国”邮局来往。但日方坚持直接通邮。双方争论达两个月之久，而仍无结论。
这一次交涉，大概是日本人认为最头痛的交涉。中途，黄郛、殷同二人希望我多让一点步，以期早日结束。当时我不肯让步，我并不是说黄郛不爱国，他是非常爱国的，不过只是我的看法和他有点不同，所以彼此之间时有冲突。代表北平舆论的各大报记者都和我很好，我什么事都告诉他们，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的消息透露出去，而且大家都无条件的作我的顾问。当时华北当局对日不敢说“NO”字，我这样的坚决，他们非常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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