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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会“丙午之狱”始末
作者：刘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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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日知会
湖北早期的反清革命团体与辛亥武昌起义的爆发，都是在相互关联或传承下自然形成的一大革命体系，自始至终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地域特点。如果把湖北众多的反清革命团体比作一棵大树，那么它的树根就是革命先驱吴禄贞1903年发起的武昌花园山聚会。在聚会活动中，他们提出了反清革命必须运动军队的“抬营主义”，这一当时独具慧眼的指导思想，为后来有组织有计划并成功地发动辛亥武昌起义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革命思想的深入宣传，于1906年2月由刘静庵等组织成立的武昌日知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反清革命大树的主干。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成立于武昌的反清革命团体日知会，其名称源于基督教会的一个书报阅览室。那是1901年，基督教美国圣公会（Thc American Church Mission）的黄吉亭牧师，在武昌府街（今青龙巷）的圣救世主堂大院内，兴办了一个以宣传基督教与开启民智的报刊阅览室，他给这个阅览室取名叫“日知会”，寓有“日求一知，不断进取”的意思。
1903年间，新军中的黎元洪部下书记官刘静庵，常来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日知会”阅览书报，并与此时的该堂牧师胡兰亭成为好友。1904年，科学补习所解散后，刘静庵离开新军被胡兰亭聘为“日知会”阅览室司理（即阅览室主任管理员）。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刘静庵以革命书报为媒介，吸引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秘密形成一个以“日知会”阅览室为活动中心的反清革命群体。
武昌日知会的反清革命活动，自始至终与基督教美国圣公会息息相关，当时圣公会的鲁兹主教是个美国人，全名叫洛根·赫伯特·鲁兹（L.H.Roots），他是基督教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来华后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吴德施。1896年11月，二十六岁的吴德施被美国圣公会差派来到武昌，担任了武昌高家巷圣约瑟堂的会长（即管堂牧师），从此，开始了他在武汉长达四十二年的传教生涯。由于吴德施知识渊博，工作勤奋，受到了教内外人士的一致好评，1904年11月被顺利提升为基督教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
吴德施继任主教后，按他的职务与差会的要求，他应该在中国的革新与倒退、维新与守旧两种势力的反复较量中保持“中立”，以有利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但是，吴德施本人却是一个民主革新意识浓郁的传教士，在他的领导下，圣公会和武昌“文华书院”（基督教圣公会在湖北开办的著名学府）中本已十分活跃的革新风气就更加兴盛起来。西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在这里传播，一些觉醒者在这里聚集，从而酝酿产生了湖北最早的一批反专制、求民主的革命团体，催生了大批反清的革命仁人志士。在吴德施主教的同情和支持下，刘静庵具体领导的武昌日知会，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和最具影响的反清革命团体。
1906年2月，“日知会”阅览室由武昌府街圣救世主堂迁移到了武昌高家巷的圣约瑟堂内（今崇福山街39号）。新成立的正式反清革命团体为什么还称为“日知会”呢？原来在筹划过程中，有人提议要取新名，但大多数人则认为，以教会的日知会阅览室为依托和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已有几年，有教会背景可带来诸多方便，现在如另起新名就有可能脱离教会，从而会严重影响社会知名度与凝聚力，那样不利于更好开展工作。再说万一出了点什么问题，还可以假托教会内部的书报阅览室作为保护伞，因此，继续沿用“日知会”名称遂一致通过。
随着武昌日知会的声势迅速传播，许多独立的革命团体纷纷并入日知会并接受刘静庵的领导，如熊十力领导的“黄冈军学界讲习社”等。当时武昌各军营和学校均派有本单位日知会会员作代表从事联络。武昌日知会还发展到省内许多县城以及江苏、安徽、辽宁等省府，在日本东京也开辟了活动基地。曹亚伯、范腾霄等日知会会员，在东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成为了两会之间密切联系的桥梁。
1906年5月，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Oxil）在日本受孙中山的委托，专程来到武昌日知会所在地的圣约瑟堂操场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从法国革命讲到了中国的革命前途。因当时国内的华兴会已败散，光复会重点又在海外，故他在演说中指出：“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
另外，在辛亥武昌起义的将士中，有许多是来自原武昌日知会的会员，他们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发动起义的孙武和起义临时总指挥吴兆麟等。
武昌日知会“丙午之狱”
1906年12月4日，江西萍乡、湖南醴陵起义全面爆发，孙中山在日本派朱子龙、胡瑛、梁钟汉、谭人凤、宁调元五人回国。谭人凤、宁调元二人在九江上岸直接去了起义地区；朱子龙、胡瑛、梁钟汉三人则遵孙中山之嘱，到武昌日知会与刘静庵、梁耀汉商议联络武汉同志响应。甫抵武汉，胡瑛暂住汉口名利栈，朱子龙、梁钟汉则住在汉阳青莲寺，他们分别通知日知会骨干刘静庵、冯特民、任重远、何子植、季雨霖、周耀东、黄警亚等同志，去汉阳伯牙台进行秘密商议。在这期间，时任清军督队官（类似现在的副营长）的季雨霖，利用正在武昌皇殿（今辛亥首义烈士祠）募集新兵的机会，开展联络其他营队以响应萍乡、醴陵起义。
策应准备正在进行之际，却被接近日知会革命同志的骗子郭尧阶侦知，他便以此向清政府湖北巡警道冯启钧告密求赏，并诬指刘静庵即清廷亟欲捕获的湖南会首刘家运（张之洞悬赏缉拿的十五人之一）。冯启钧大喜，即在汉口苗家码头伪设一处留学生招待所，农历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907年1月7日），朱子龙被骗至该所逮捕。当晚，军警又在汉阳青莲寺逮捕了梁钟汉；在汉口名利栈逮捕了胡瑛；季雨霖、李亚东二人亦在军营中被捕。丙午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7年1月13日），军警在黄陂县胡兰亭牧师的三姐家中逮捕了在此藏匿的刘静庵。随后，冯启钧又派军警去沔阳仙桃逮捕了张难先；去黄冈团风逮捕了吴贡三和殷子衡。只有梁耀汉，虽在汉川家中遭军警包围，但在亲友的掩护下化装逃脱。
萍醴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张之洞悬赏通缉黄庆武（黄兴字廑午，“庆武”为“廑午”之误）、刘家运等十五人，武昌日知会的刘静庵并非清廷所通缉的刘家运，但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贪功冒赏，硬把刘静庵说成是刘家运。刘静庵等被捕的九人在“审讯时备受严刑，皆逼供刘静庵即会首刘家运，终无一人承认”。后来清政府在湖南捕获了刘家运（1908年的《南方报》指出：“鄂省官场，近接湘电，称萍醴匪首刘家运在常德牛家塘地方缉获，去岁所捕刘静庵，指为刘家运，显系邀功冒赏。”），但湖北当局仍将刘静庵关押，并屡加重刑，而他在狱中始终表现出了革命者的坚贞不屈。于是，刘静庵被难友们赞誉为“铁汉”，被同志们赞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们赞誉为“活着的耶稣”。
未几，武汉三镇纷传要将这九人全部问斩，而且还拟定了缉捕余日章、张纯一、胡兰亭、黄吉亭等日知会著名人士的第二批黑名单，美国圣公会在湖北的华籍传道人和广大信徒，以及军学界的日知会会员等，此时是人人自危。在这危急关头，圣公会与吴德施主教立场鲜明“谓刘静庵既为圣公会信徒，革命乃改良治政之不二法门，何得诬为匪首？官场既诬刘静庵为匪首，则妨害了圣公会之名誉。”（引自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前编》）
吴德施主教遂致函湖北巡警道冯启钧，要求出示罪证，否则立即放人。同时，他还一边电告北京的美国公使，促请其务必疏解；一边又向美国政府报告，请求国务院转电美驻北京公使前往清廷外务部交涉。此时，恰逢基督教世界青年会总干事穆德（John R.Mott）博士在去日本开会途中因事路过湖北，于是吴德施赶紧请他的这位好友马上去北京，协助美国公使乐克希（W.W.Rockhill）一道开展营救。同时，吴禄贞、程家柽等革命同志亦利用各自的渠道，向清庆王、肃王上条陈，建议勿杀党人，免增满汉恶感。清廷一方面迫于美国的外交压力，一方面出于缓和满汉矛盾的考虑，乃于1907年2月7日电令湖广总督“对刘静庵等人从缓办理”，免除了已捕九人的死刑。随后，湖北巡警道第二批缉捕日知会会员的计划也就没有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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