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补白的工作
作者：孙康宜
字体： 【大 中 小】
最近《书屋》的编辑来信，恳请我将近期的研究成果写篇学术随笔介绍一下。接信后，我甚感踌躇，只怕这短小的篇幅难以周全。现在我尝试着去写，倒是想趁机回顾和总结一下近年来的研究心得。
首先要说明的是，在美国汉学界做学问，一向都偏于专攻某个时代（例如专攻汉代文学、唐代文学、宋元文学、明清文学、现代文学等）或是某个特定的文体（如专攻古典诗词、元明清戏剧和小说、当代小说等）。当初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所受的就是这种规范的汉学教育。但后来自己搞研究，越走越远，竟渐渐走出了旧有的设限。可以说，从1980年初以来，我的研究发展路线一直是曲折而多变的，有时连我自己也始料未及。因为我喜欢从事文学“侦探”的工作，在研究中常有边走边发现的乐趣。这就像登山途中这山望着那山高，一个“新发现”会引来另一个新发现，峰回路转，又是柳暗花明的一个新村。比如我起初是研究十九世纪英美文学的，但后来却转而研究唐宋词（见拙作《词与文类》），之后又研究六朝文学（见拙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近年则转为明、清研究（见专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及有关吴伟业、钱谦益、王士祯、龚自珍等单篇文章）和性别研究（见斯坦福大学出版的《中国女作家选集》等书）。
最近三四年来，由于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合编）的缘故，想不到爱上了填补文学史空白的工作。开始时，做这个别人不干我独干的工作，主要是出于自己任主编的责任感，干到最后，不但干出了热情，也得到了一定的收获。
传统的文学史存在着许多盲点。就拿有明一代的文学来说，至少在西方汉学界，就明显地存在着偏重晚明而忽视前中期的问题。这一失衡的文学史叙述通常多在强调1550年之后的明代文学多么重要，而在此前的近二百年间，似乎都无足称道，但事实远非如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明初和中叶的文学都很值得重新审视。而《剑桥中国文学史》本来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填补文学史上的空白，所以非得开辟有关明代前中期的一章不可。作为主编，筚路蓝缕的事当然应由自己挑头，就这样我接受了撰写这一章的挑战（该章也正好是《剑桥中国文学史》下卷的首章）。在撰写该章的过程中，我边纠偏边拾遗，努力设法把一段长期受忽视的文学史阶段如实地陈述出来。为叙述方便，我将明代早中期文学分为三期：1400-1450为第一期；1450-1520为第二期；1520-1570为第三期。
在第一期的五十年中（1400-1450），我描写士人为摆脱政治恐怖所做的努力。经过了数十年的文字狱迫害，风雅的官员们渐渐学会“台阁体”的赋诗属文，以颂扬新王朝的确立。之所以把1400年（而不是明朝的开国年代1368年）作为《剑桥中国文学史》的上卷和下卷的分水岭，是有其原因的。首先，几乎所有目前的中国文学史都把文学史和朝代的政治史合而为一；但《剑桥中国文学史》要提出的一个新观念就是：文学史不必与朝代的政治史等同，虽然二者息息相关。当然分期法（periodization）经常是十分主观的，每个文学史都有其特定的目标。我和宇文所安之所以决定把1400当作上下卷的分水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几个主要欧洲国家的《剑桥文学史》也恰好大都从1400年左右开始的，如俄国、德国和意大利文学史等。这样可以让英语世界的读者们更加有跨国界的比较视野（换言之，我们可以让西方读者们认识到，这些国家的文学史在时间上只相当于中国文学史的下卷，足见中国文学史之源远流长）。而且学习英国文学的人都知道，1400年是一个十分具有象征意义的时代，如著名的乔叟Chaucer在那年去世了；在1400年之前半世纪，薄伽丘写的《十日谈》大约也是那个时候出现的，那时的欧洲也正好出现了类似于“非典”的瘟疫黑死病，所以大家把精力都放在说故事上，实际上是由于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才出现了《十日谈》这样一本书。1400年左右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那时明朝刚开始了三十多年，也逐渐由朱元璋的恐怖政策慢慢安定了下来，虽然高压政策还是不断。以1400年作为分水岭，就等于是以永乐皇帝的时代作为第二卷的开始，我认为这不但是在文化上和文学上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代，也是一个很好的分水岭。此外，大约从永乐年间以后，中国文学就慢慢变得比较多元化了，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流行的字——diversity——表示其多样性。
第二期（1450-1520）始于著名的“土木之变”，在这个英宗被俘后的不幸年代，朝廷明显暴露出自己的弱势，随着压迫和控制衰减，第一期存在的恐怖与沉默日渐消除，文学创作相应地繁荣起来。在这七十年中，作家们不只得到了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机会，他们还敢于把批评的锋芒指向腐败的宦官和其他高级官员，指斥他们误导了皇上。基于这些变化，文学的权力中心逐渐从朝廷转向了个体写作者。这也是因为明代中叶的大多数皇帝，尽管不是特别有能力的统治者，却对文化与教育活动给予了极大支持。突出的例子就是复位的皇帝明英宗，他尽管人品上臭名昭著，却在学校体制上做了不少政策变动——特别是安排了学官，并扩大了学校规模。这一重要变化导致地方学校中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以至于到十六世纪初期，学校中的学生数已达到史无前例的二十四万四千三百人。这种大的文化氛围，也使得识字率有所增加。而这一时期尤其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皇帝推进了戏剧与民谣文化。大体上说，皇帝对歌唱文化的支持为明朝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音乐、口头与书面文学构成了共同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明代中叶许多士大夫形成了多种知识共存的观念，坚信文学家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基础。这种观念或许受到永乐皇帝早期编永乐大典那种全才思想的影响，但直到明代中期全面的心智才在文学领域有所体现。毋庸置疑，这种观念改变了文学的方向。正因为此，1450年之后中国文学的成果异常丰富。
第三期（1520-1570）主要集中在嘉靖年间（1522-1566），世宗在位的四十五年中，不止沿海长期受倭寇骚扰，北京还再次遭蒙古进犯。为国家安全计，朝廷及时采取了通商议和的政策。在此期间，不断有正直的官员冒死进谏，批评昏乱的朝政，而拒不纳谏的世宗则对谏诤者严酷打击，致使不少大臣都倒毙在臭名昭著的廷杖之下。堂堂的朝廷命臣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情景常出现在通俗小说中，小说书写历史的时代由此开始了。与此同时，印刷业也有了飞速的发展，很多长篇小说和各种文体的作品由坊间大量推出，就某些文化产品的广泛传播而言，明代中期文学的盛况并不比欧洲的文艺复兴逊色。
总之，我希望这个填补空白的尝试将来也能引起足够的注意和兴趣，进而促成更加深入的探讨。同时，经过这一次重写文学史的实际操作，我终于走出了汉学界那种墨守成规的设限，踏入了跨国界文学的文化影响，而瞿佑（1347-1433）及其《剪灯新话》在明初乃至其后的遭遇正好给我的探索提供了一个案例。有关瞿佑，我已经写了两篇文章（一篇英文，一篇中文），都牵涉到明初文人的命运及其作品的遭遇和政治涵义等。在文章里，我从接受史的角度来重新探讨瞿佑的《剪灯新话》。《剪灯新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被查禁的小说，也是最早具有跨国界影响力的中国古典小说集。它从十五世纪开始就风行于韩国，后来也一直在日本和越南盛传，然而唯独在中国，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趋淹没。该书之所以长期在中国境内被遗忘，追根究底，实与它曾被明朝政府查禁有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瞿佑是一位懂得抓住大众读者、且具魅力的作家。虽然当他在世时，由于明初官方思想的严禁，他并未享受一个“名家”所应当享受的愉悦和满足，但在他身后，他的文学声音却传播到海外诸国，使得《剪灯新话》成为异国的经典，因而终于被典藏下来，足见命运还是公平的。文人虽然生前遭遇迫害，但在身后可以借着文学作品变得通达。据我的考证，《剪灯新话》的故事情节之所以特别受东亚诸国的读者的欢迎，乃是由于其叙事上的当代背景。由于他所写的故事多半发生在元末明初，故对战乱所造成的伤亡尤多纪实的描写。读这些故事，读者很容易读出作者瞿佑反对穷兵黩武的声音，以及那直率而生动的文字所传达的凛然正义。同时，由战乱而引起的人间悲剧也特别让读者感动。巧合的是，当《剪灯新话》在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开始盛行的时候，也正是这些国家刚经变乱、还在动荡不安的期间。从研究瞿佑的过程中，我深深体验到，我们今日有必要把文学作品放在“过去”的时代背景来重新考虑。就如美国叙事学学者渥拉斯·马丁（Wallace Martin） 所说，“叙事学”本来就是“一种了解过去的方法”（“a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the past”） 。我希望借着研究瞿佑《剪灯新话》的文学性与其时代性，能对“过去”又多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