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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士人效忠对象的差异（外一篇）
作者：冯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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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义上的封建时代（如中国的殷周、西欧的中世纪、日本的中世与近世），是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占优势的时代，附庸对领主的人身依附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色；皇权时代（如中国的秦至清、西欧中世纪末期、日本明治时期）是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占优势的时代，人身依附已大为松动。这两个时代都活跃着一批掌握着知识艺能的士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处在贵族、官僚与平民的交界处，“无恒产”却“有恒心”，即尚未掌握财富与权力，却有才干与抱负，是一批思想诉求比较明确而执著的人物。略考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士人效忠对象的变化，以昭显其人身依附性的强劲或松弛，有助于认识这两个时代的社会性质之异动。
在封建时代，贵族（领主）掌控土地和人民，包括士人在内的人民对贵族有着人身依附关系。以西欧中世纪为例，封建贵族拥有土地所有权和附庸领主权，骑士对上级贵族领主竭诚尽忠，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等小说，生动描写路易十三时代（十七世纪上半叶）骑士依附上级贵族领主、为其驰骋疆场、复仇效命的情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也与大名领主保有深重的依附关系，不惜以命报主。元禄年间（十八世纪初）发生的“赤穗四十七义士”为主君报仇后全体切腹自杀（所谓“全死节”）的故事，正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效忠领主贵族的典型表现。日本有大量文艺作品（如歌舞伎剧目《忠臣藏》等）采用此一题材，以赞颂武士效命主君的精神。
早于中世纪西欧、中世及近世日本将近两千年，中国封建时代士人的效忠对象，也是有恩于士人的领主贵族。司马迁《史记》的《刺客列传》刻画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位春秋战国间以忠节敢死著称的武士，其行迹的共通之处是：被某一领主贵族厚待、器重（鲁庄公之于曹沫、吴公子光之于专诸、智伯之于豫让、严仲子之于聂政、燕太子丹之于荆轲），武士则为之效力、复仇，不惜残身以至献出生命，其信条是“士为知己者死”。
以豫让为例，他先效力于晋卿范氏、中行氏，两氏以常规态度接纳豫让，范氏、中行氏灭亡，豫让投奔晋国六卿之一的智伯，智伯对豫让“甚尊宠之”。后来智伯被赵襄子灭杀，豫让发誓为智伯复仇：“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史记·刺客列传》）为了谋刺智伯的仇家赵襄子，豫让不惜以漆涂身，装成癞病；又吞炭致哑，“使形状不可知”。但在行刺中仍被捕获，赵襄子质问豫让：你曾事奉的范氏、中行氏被智伯所灭，你为何不替范氏、中行氏复仇，反而委身智伯。现在智伯已死，你却不惜一切为智伯复仇，这是何故呢？豫让答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番答辞颇能代表封建时代士人的心态：“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士人与效忠对象领主贵族之间达成一种“恩赐—报答”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正是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范例，被士子所追慕与信守，也被封建贵族所肯认与赞扬，故险遭豫让刺杀的赵襄子一再称赏豫让为“义人”、“贤人”，并打算开释豫让，而豫让却决心为智伯尽忠到底，以博取忠臣的“死名之义”，请求赵襄子脱下衣裳，豫让对衣裳“拔剑三跃而击之”，象征性地替智伯复仇，然后“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皆为涕泣”。这篇刺客传，完整地表述了三种人（刺客、被刺贵族、被刺国士人）共通的忠节观。这种士子以身事奉封建主的忠节观，正是封建时代流行的一种与人身依附密切相联的价值观。上述诸刺客效忠封建主，是一种武士行为，往往以“死节之忠”为最高形态，而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文士有着更复杂的表现。郭店楚简《鲁穆公问于思》一篇，载鲁穆公与子思的一段对话：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成孙弋曰：“……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亚闻之矣！”〔1〕
这里肯认的“忠臣”，不以自身的禄爵为目标，而以领主（君）家国的安危作矢的，故经常批评君主的缺点过失。先秦时期的武士与文士都以“取义”为人生高标，而这里的“义”，多体现为对封建领主的效忠。
时至专制一统的皇权时代，士人大体从对某一贵胄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具有自由身份，其效忠对象由封建贵族领主，放大为代表国家的帝王及其朝廷（以及为帝王、朝廷服务的官僚）。皇权时代士人的理想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成为士人的生活目标。秦汉以下专制皇权时代涌现大批为君国鞠躬尽瘁的士人，从汉代苏武、三国诸葛亮、宋代岳飞，到宋元之际文天祥、明清之际史可法，莫不是精忠报国的典型，其忠节的外在形态与豫让、荆轲有某些相近之处，其内涵却发生变化：效忠对象由个别封建贵族转变为代表专制一统国家的皇帝、朝廷，如梁山第二号人物玉麒麟卢俊义所说：“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
如果将《水浒传》与《史记·刺客列传》作比较，即可发现，同为豪强仗义的侠士，皇权时代与封建时代的效忠对象发生了大变化。司马迁笔下的周末刺客不惜残身献命于有恩于己的贵族领主，而施耐庵描绘的宋代好汉，外在张扬的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内在追求的则是效忠朝廷君王之念，正如元杂剧对宋江绰号“呼保义”的诠释：“安邦立国称保义。”
往常把《水浒传》称之“农民起义的史诗”，其实，这部小说状写的梁山好汉，极少农民出身（“菜园子张青”似乎有种地经历，但小说中他已经与母夜叉孙二娘在十字坡开夫妻黑店），多为因贪官逼使落魄的吏胥、军官、富豪、僧道以及流民、无赖；小说也完全没有接触农民问题的核心——土地问题。故较确切的说法为：《水浒传》是一部造反者之歌，状写宗法专制社会逼使各色人等逸出体制外，走上“造反”的不归路，而这些造反者的灵魂人物（如宋江）又执著于“忠君”“报国”之念，力图重返体制内而不得，终于演出一场大悲剧。就揭示宗法专制的皇权时代造反者的心路历程而言，《水浒传》是深刻的，它对庙堂与草莽（朝廷与水浒）两方面都未加粉饰，直显其本真面目。而“逼上梁山”与“归附朝廷”这一组矛盾的交错运行，构成跌宕起伏情节的主线。对于造反者而言，归附朝廷君王的途径便是接受“招安”，一部《水浒传》，宋江当然是头号“招安迷”，但《水浒传》最先言说“招安”的，却是小说中最富英雄气概的武松。《水浒传》第三十二回写到，武松血溅鸳鸯楼，杀了张都监等一干贪官、犯下弥天大罪之后，与宋江相逢，宋江邀武松同去清风寨，投奔朝廷军官小李广花荣，武松不愿连累花荣，决计追随鲁智深、杨志去二龙山落草。武松在与宋江惜别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天可怜见，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记哥哥未迟。”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归顺朝廷，皇天必佑。……”
武松、宋江最后作别时，宋江再次叮嘱武松戒酒、保重，其言谈的落脚处是：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这番对话，典型地反映了皇权时代的主流人生观、价值观，即使被“宗法—专制”社会边缘化的体制外人物，也未能脱离此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轨范。而人们效忠对象从封建领主向帝王朝廷的转换，昭示了皇权时代与此前封建时代社会形态的差异。
皇帝梦：皇权时代的一种社会心理
白秦始皇称制“皇帝”，进入“皇权时代”以后，中国便笼罩在“皇权”的阴影之下，换一种说法，中国人便处于“皇权”光焰的强烈照耀之下。各色人等做起白日“皇帝梦”，构成秦至清两千余年间相当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这种梦，不可能产生在商、周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它只属于秦以下的皇权时代。因而，诠释“皇帝梦”，解析围绕“皇权”的社会心理，有助于认识皇权时代的特征，认识皇权时代与封建时代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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