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光绪的龙床：半条板凳

作者：刘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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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皇帝都是要睡龙床的，真龙天子么，光绪自然也不例外。不过，读者能想象到他竟然有时狼狈到连一张普通的床都没有，而只能睡在一条狭窄的板凳上么？其实，就这一条板凳他还不能独占，因为还要和皇太后慈禧共用，所以两人只能贴背而坐，任何御寒的东西都没有，更别想什么锦丝被了。至于他名义上的妻子——皇后以及其他妃子、太监等，则连这样的待遇也没有，只有席地而坐度过漫漫长夜了。
　　堂堂大清天子，睡觉竟沦落到如此凄惨之状况，不亦悲乎！
　　其实，他们的吃饭、喝水情况更糟。这些平日来被他人伺候惯了的人们，一旦流落到无人接待之境遇，马上露出原形——根本没有基本的生存知识和技能。且看慈禧的自述：“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或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已，采秫稭秆与皇帝共嚼，略得浆汁，即以解渴。”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光绪和慈禧如此狼狈？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自然知道，此事发生于1900年（旧历庚子年）。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光绪、慈禧等惊慌出京向西逃窜（尚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西狩”），光绪睡板凳事就发生在逃窜途中。当时亲耳听到慈禧向自己讲述此事的人，就是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吴永——他当时任北京附近怀来县的知县，因于危难中接驾有功而备受慈禧恩宠（他招待慈禧的第一顿饭也不过是稀粥而已，又设法找到五个鸡蛋，亲自煮熟送给慈禧，从此得到慈禧的恩宠）。吴永将其这段经历口授为一本书《庚子西狩丛谈》，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史料。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对此书曾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可称其为“信史”。
　　话说1900年初夏的北京城，大街小巷到处建起“神坛”，头裹红巾的义和团民终日举着刀棍游荡在大街小巷，“杀洋鬼子！杀二毛子！”以及“天灵灵，地灵灵”之类咒语响彻古都，焚烧近代书籍、洋货的烟火四处可见……在此气候下，慈禧太后在一批愚昧无知的满族王爷和大臣们鼓动下，竟壮起胆子向洋人宣战，中国近代史上最惨重的劫难也随之开始。
　　1900年6月21日（旧历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下诏对列强宣战，却未说明对哪一国开战，堪称最大胆（同时和世界各国开战）和最奇特（没有作战对象，未点任何国名，也没有送交任何政府的外交使馆）的宣战，以致主管东北防务的盛京将军惊讶地请示朝廷：“此次中外开衅，究系何国失和？”此外，有的大臣马上表示：“昔与日本一国开战，尚不能胜。今与各国开战，岂有胜理？”对此，连根本无发言权的光绪帝也表示反对。然而，一向害怕被人算计的慈禧，越发怀疑这些人是里通外国想算计她，夺取她的权力。于是决定支持那些顽固派，正式下诏“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然而，这注定是一场以清廷方失败结束的战争。不久，两万名由八国列强组成的联军在大沽口登陆，直下天津，并于8月14日攻入北京。慈禧慌乱之中，于8月15日凌晨急忙带着光绪逃离京城，由于走得太急，连基本的生活用品甚至换洗衣服都没有带，而沿途地方政府官员均已逃散，无人接驾，才导致出现光绪、慈禧等人无饭可吃、无处可睡的状况。也正是如此，吴永的接驾才尤其显得万分珍贵，堪称雪中送炭
　　在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因帝位不稳而被迫离开京城的例子还有，最著名的如安史之乱时的唐玄宗——其结果是丢掉了皇位，落个“白头宫女在，寂寞说玄宗”的下场。有清一代，咸丰皇帝也曾逃离京城、出走热河，结果导致圆明园的被焚。可惜，这些历史尽管光绪、慈禧也很知晓，却不懂得从中吸取教训——在光绪，是有心无力；而在慈禧，则是无论如何要保住自己的权力！
　　至于以后从西安返回京城后的慈禧，虽然也开始了变法的进程，而且在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戊戌变法时期，但为时已晚，终于不能挽救那个正在沉没的帝国。可以说，睡过板凳的慈禧，尽管从逃亡的经历中吸取了些许教训，但作为封建统治者，她不会也不能主动开始真正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改革，其王朝破灭的下场也就无法改变。
　　看来结论可以这样下：
　　首先，导致近代中国出现如此深重劫难的最大责任者自然是清廷统治者，说得再具体一些就是慈禧本人。在一个绝对专制的政权下，最高统治者的任何愚蠢行为，都有可能导致整个民族的灾难和整个社会的巨大退步。
　　其次，其他官员包括光绪在内自然也有责任，而他们集体的愚昧无知和愚忠思想则使得他们既无法有效反抗慈禧的专制，也无法说服他们治下的民众采取正确的救国行为。至于光绪本人，考虑到其当时的傀儡身份，也倒不好过多地责备他——即便责备，也要把时间倒推到戊戌变法时期，那时的光绪是否犯了一些过于激进的错误呢？
　　第三、任何人任何时间都有可能遇到危难，此时不仅考验他的应变能力和经受苦难的能力，也考验他的人际关系——是否有那些患难见真情的朋友或下属能够及时出现。而那些统治者和达官贵人，此时的遭遇往往反而不如平民百姓！为什么呢？
　　第四，当时，无论哪一派力量，其实都已无法阻止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只有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主持这种改革的力量并没有真正出现（或者说没有相应的可以依赖的思想资源），取而代之的变法维新派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归于沉寂，则当时中国的前途只有陷入灾难一条——无非时间早晚而已。
　　第五、相信民众、依靠民众一般是不错的，但有时民众也不可相信、不可依靠——当民众被愚昧无知所蒙蔽之时（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对此有详尽的记述）。庚子时的慈禧也曾想过也确实实施过依靠民众的政策——甚至把义和团当作维持她统治的最后希望所在。但结果怎样，民众让她失望了！类似的例子自然还有，比如十年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