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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还是专制：这是个问题
作者：智效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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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思想界有过一次关于“现代化”的大讨论。参加这次争论的有胡适、孟森、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常燕生、丁文江、陶孟和、张奚若、陶希圣、张忠绂、陈之迈等人。因为他们都是“知识界巨子、言论界领袖”（陶孟和语），所以这次讨论在当时影响很大；又因为他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偏重于政治方面，所以对当今社会也很有启发。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次争论基本上被人遗忘。
一． 背景和缘起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时，国民党根据孙中山的理论，在确立一党专制的同时，开始对人民实施“训政”。所谓“训政”，是说中国老百姓文化程度太低，不具备民主自治的能力，只有在国民党的训导下，才能成为公民，才好实行宪政。就在这种说法受到胡适等“新月派”自由知识分子质疑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社会，再加上苏联的存在，法西斯的崛起，以及日本的虎视眈眈和步步紧逼，以致许多中国人对民主制度产生怀疑并对独裁专制抱有希望。于是，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如何迅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关注。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二十多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有人说中国现在最急需的是“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有人说“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还有人说中国需要的是“介于两者之中间的复式社会”。与此同时，也有人对“现代化”本身提出质疑。他们说只有弄清什么是“现代”，才有资格谈“化”的问题。其中著名的历史学家孟森先生就是质疑者之一。
孟森（1868—1938）字心史，江苏武进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参与政治活动，后来专心治学，在明清史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已经五十多岁。由于不满意那些一开口就大谈“主义”的文章，他拜访了胡适，并撰写《现代化与先务急》一文，发表于《独立评论》第七十七号。孟森认为，大家不要再乱谈什么现代化了，如今最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地商量一下我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
孟森的观点与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基本一致。因此胡适在编辑该稿时，又以“建国问题引论”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期《独立评论》上。文章说：早在戊戌变法时代，中国虽然也有实行君主立宪还是实行民主共和的争论，但是当时的知识界对于独立、自由、民主、自治、尚武、爱国等西洋文明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在大家心目中，所谓“现代化”只能包括“精神是爱自由的个人主义，生产方法是私人资本主义，政治组织是英国遗风的代议政治”。但是，就在梁启超等人热衷于宣传维新思想、中国人刚刚找到一条救世道路的时候，西方社会却出现了怀疑现代文明、否定资本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潮，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苏联革命的胜利，这就使“个人主义的光芒远不如社会主义的光耀动人了；个人财产神圣的理论远不如共产及计划经济时髦了；世界企羡的英国议会政治也被诋毁为资本主义的副产制度了。凡是维多利亚时代最夸耀的西欧文明，在这种新估计里都变成了犯罪的、带血腥的污玷了。”胡适说，这种思潮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心，而所谓“现代化”之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这一分析基础上，胡适痛心地指出：“中国的多数青年，本来就不曾领会得十九世纪西洋文明有什么永久的价值；现在听见西方有人出头攻击西欧文明，而且攻击的论调又恰恰投合中国向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不知不觉之中，最容易囫囵吞下去；所以不上十五年，中国青年人的议论就几乎全倾向于抹杀1917年以前的西洋文明了。有些人自然是真心信仰苏联的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大试验的。有些人却不免有吠声之犬的嫌疑，因为他们绝不曾梦想到西欧文明与美国文明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来，中国就出现了否定一切，“静候中国的列宁与斯塔林”出现的思潮。胡适认为，正是由于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才造成如今这种“相互仇杀、相屠相灭”的可怕局面。
胡适还说，所谓“现代化”，就是让中国能够在这个世界上立住脚，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衣食无忧的好日子。因此他在文章结束时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是他把文章定名为“建国问题引论”的原因。
二． 胡、蒋之争
胡适的文章刚刚发表，就爆发了轰动一时的“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由十九路军发动，并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支部队因为在淞沪抗战中表现英勇而深受国人爱戴和拥护，但由于其领导人蔡铤锴、陈铭枢以及李济深等人反对蒋介石，而下层官兵又受到国民党敌对势力的鼓动，因此才发动了这次政变。
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在《革命与专制》（发表于《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一文中指出：无论革命的动机如何纯洁，结果往往是连累了国家，连累了百姓。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革命，而是货真价实的内乱。蒋廷黻（1895—1965）字绶章，湖南邵阳人。他在辛亥革命后赴美国留学，专攻历史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1935年开始从政，历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等职，退休后在纽约病逝。在这篇文章中，蒋廷黻还问道：为什么中国只有内乱没有革命呢？随后他根据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得出如下结论：这是因为中国没有经过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所以当务之急是首先要补上“专制”这一课，然后才能用统一的民族国家为人民谋幸福。
对于蒋廷黻的这一说法，胡适无法接受。于是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进行驳斥。胡适在第一篇文章《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一号）中指出：建国并不一定非要依靠专制，比如蒋廷黻所说的英国都铎王朝，就不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而是一个议会政治、商业文明和文化艺术都很发达的时代。另外，中国自两汉以来就已经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了，因此蒋廷黻的立论并不可靠。胡适在第二篇文章《再论建国与专制》中说，他既不相信中国哪一个人、哪一个党、哪一个阶级能够实行蒋廷黻所说的“专制”，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中国能被哪一个独裁者所蒙蔽。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对他所谓“民主政治是一种幼稚园的政治制度”作了解释。他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只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常识湊在一起，就可以成为国家的主人。因此西方议会中的政治家大多是平庸之辈，他们的优秀人才往往聚集在学界、商界，而不是聚集在政界。因此西方社会能够涌现出许多科学家、发明家和企业家。他强调：“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相比之下，现代独裁即开明专制却“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正因为如此，胡适说民主政治只需要幼稚园的基础，独裁统治却需要研究院的水平。
该文写完后，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说：“写《再论建国与专制》，到晨三点半始完。其末段论民主政治为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此意似未经人道过。”〔1〕随后，胡适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许多太崇尚民主政治的人，只因为把民主宪政看作太高不可攀的‘理想的政治’了，所以不承认我们能试行民治，所以主张必须有一个过渡的时期，或是训政，或是开明专制，或是独裁，这真是王荆公的诗说的‘扰扰堕轮回，只缘疑这个’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