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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命运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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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近世以来的保守主义者，人们一般都会想到这样两副面目：一副是倭仁、徐桐的，他们笃信“天不变，道亦不变”，“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对异域文明一概鄙视和唾弃；一副是陈寅恪和吴宓的，亲历欧风美雨，主张“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问，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鉴于“保守”这一词汇在中国语境中的特定含义，对陈寅恪、吴宓这一群体，也许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为适当，他们对中国文化怀抱着无限深情，强调中国文化本位，但另一方面，对以“民主”、“自由”为基本符号的普世价值并不拒绝，在他们这里，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是融为一体的。而在以陈寅恪、吴宓为代表的这一文化保守主义者群体中，胡先骕是一个被埋没、忽视了多年的人物。
其实，即使是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群体中，胡先骕也是非常特异的，因为他是科学家，本行是植物学研究，连毛泽东都称道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众所周知，近代科学主义思潮曾君临华夏，受此思潮洗礼的人，都喜欢用一把“科学”的尺子丈量传统中国的一切，并屡兴“太不科学非加扫除”之誓，而胡先骕是著名植物学家，科学、精密、实证是其应有之义，他为什么却偏偏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这是个并不好回答的问题，而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胡先骕实在是一个很有些意思的人物。
前面说过，胡先骕被埋没多年了，即使是在植物学界中，这个宗师级的先辈一度也是非常寂寞的。198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太原召开庆祝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年会，会长作回顾历史的发言，在评价开创性人物的章节中居然没有胡先骕的地位。近年来庐山植物园的胡宗刚先生专力于胡先骕研究，为他写了部“传记”，还为其一生主要事业所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写了部“史稿”，加上前几年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胡先骕文存》，和樊洪业主编的《中国科学院编年史》（胡氏1949年后供职于科学院下辖的植物分类研究所），总算使像笔者这样对胡先骕感兴趣的人有了一点基本的认识。考虑到读者对胡先骕的陌生，先不妨勾勒其一生行事之大端如下：
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1894年生于江西南昌一个书香门第。曾祖父曾中一甲进士第三名（即探花）。幼年读书时曾受一代大儒沈曾植赏识。1912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攻读植物学，希望“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但他不废研读旧文学。回国后在大学任教，专业著述甚多，开一代新风。和他人创办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又和吴宓等人合办《学衡》杂志，引发新旧文学之争。1949年后在植物分类研究所任研究员，因批评苏联李森科的理论受到批判，文革伊始即遭冲击，终于1968年7月猝死。
这样的粗线条，对准备走进胡先骕丰富内心世界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能满意的。那么，且让我们用工笔手法撷取胡先骕的一些人生细节试作剖析。
新旧文化之争中的胡先骕
提及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旧文学之争，便不能不提到吴宓和由他所主编的《学衡》杂志。《学衡》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文学革命大潮中声嘶却气弱的吁求，当年遭到近乎灭顶的攻击，及今视之，也多有不合时宜的地方。现在有人开始做重新审视《学衡》的工作，这个工作大有价值，但一般都只是关注“学衡派”的整体价值取向，个案研究也仅及于吴宓、梅光迪等头面人物，而作为学衡派重要成员的胡先骕却受到了极不应该的疏略。实际上，胡先骕在学衡派中的地位和作用，吴宓于其日记中有清晰的表露。从《吴宓日记》中，我们屡次看到吴宓抱怨胡先骕对《学衡》杂志不尽力，慨叹自己不被同侪所理解。此中似乎透露了这样两点信息：一是胡先骕的支持对维系《学衡》杂志的重要性；二是胡先骕虽然也可归入文化保守主义者群体中，但他远不像吴宓这样对传统文化徒抱一腔浪漫主义，他要清醒得多，他即使坚持自己的取向，但显然并不认为学衡同人的努力就可以力挽狂澜。
对《学衡》杂志的成败，胡先骕虽然不像吴宓那样视为重中之重，但他还是在《学衡》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而其中那几篇关于旧文学的论文，从学理角度论，我以为堪称学衡派最有学术光芒、最不易驳倒的文字。像《评阮大铖咏怀堂诗集》、《评郑子尹巢经巢诗集》、《评俞恪士觚庵诗存》、《评朱古微强村乐府》等文，一望而知，其作者一定是一个深明中国诗词递进历程而又对旧诗创作甘苦深有体味的人。试举《评阮大铖咏怀堂诗集》一文为例。明末的阮胡子先是依附阉党，后又屈身降清，为人所不齿，可是他的《咏怀堂诗集》，尤其是其中的山水诗，自明季迄今，却始终不乏偏嗜者。山水诗是中国诗之一大宗，代代有高手，阮诗有何特异之处？试看胡先骕的分析：在阮大铖以前歌咏自然的名篇，“皆静胜有余，玄鹜不足，且时为人事所牵率，未能摆脱一切，冥心孤往也。惟咏怀堂诗，始时能窥自然之秘藏，为绝诣之冥赏”。胡先骕认为阮诗“非泛泛模范山水、啸傲风月之诗人所能作也，甚且非寻常山林隐逸所能作也。必爱好自然、崇拜自然如宗教者始克为之，且不能日日为之，必幽探有日，神悟偶会，‘形释’、‘神愉’、‘百情有触’时，始能间作此等超世语也。即在咏怀堂全集中，亦不多见，他人可知矣”。胡氏的意思是说，山水诗只有发展到了阮大铖这里，山水才上升为一种本体，不再是诗人遣怀寄意的一种工具，这种对自然的崇拜正是前代诗人没有的。世之好阮诗者众，可曾有谁像胡先骕这样分析得如此精微？这种功夫当然渊源于胡氏的家学，而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那种对中国诗词天生的悟性有以致之。
正因为进入了中国诗词的三昧，又尝“寝馈于英国文学，略知世界文学之潮流”（胡氏自语），所以他要力斥胡适等人排倒旧文学之非。他的观点是：“文学自文学，文字自文字，文字仅取其达意，文学则必于达意之外，有结构有照应有点缀。而字句之间，有修饰有锻炼，凡曾习修辞学作文学者，咸能言之。非谓信笔所之，信口所说，便能称文学也。”他又以留洋学者的身份指出当年新文化运动中，“群以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为文学之极则，有谓最高之文学，斯为写实主义”，“此所以在欧美诸邦已陈旧之易卜生，犹能风靡于中国也”。
怎样看待胡先骕对胡适等新人物的批评？据我观察，二者看似剑拔弩张，其实双方之侧重点早已有所不同。胡适等人要以白话废文言，推崇写实主义为文学之极则，他们谈的是文学，着眼点实则在社会，即努力以文学改良来推动社会之变革。而胡先骕却更着眼于文学之本身的规律。双方本来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当年似乎互不相容，现在视之，也许更像一幕喜剧。
回到胡先骕的文学观。他反对日常交际说话、写字就等于是文学，反对丢掉本民族文学中的优良传统，这自然是一种既“保守”又有些“精英”腔调的文学观，在当下的语境中有些“政治不正确”了，不过他自己倒是一以贯之的，直到晚年给著名教育家郑晓沧的信中还说：“新体诗即能自立门户，亦不过另增一新体，未必能完全取旧体诗而代之”，写诗“但问佳不佳，不问新不新”。
“但问佳不佳，不问新不新”，虽是论诗，仿佛也是胡氏的夫子自道。这句话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先骕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胡先骕，同时又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不仅胡先骕是这样，陈寅恪、吴宓等人也是这样。
这一点并不特别让人奇怪。首先，从学理的角度，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往往都是经验主义者。其次，胡先骕他们这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已经不可能跨入倭仁、徐桐所置身的那条河流中了，不仅是时代变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远非在理学圈子里打转的倭仁、徐桐等人能比，更因为他们亲自在欧风美雨中沐浴过，而倭仁们对“夷”的各种奇谈怪论却只能停留于“想当然”。一个亲眼目睹了议会民主、自由选举的人，要他认为像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描绘的那种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生活多么美好，大概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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