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信任的社会经济学

作者：曹东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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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周老虎事件”颠覆了多数中国人的基本信任底线，以至于动用一万七千多名科技工作者、耗资上亿的嫦娥一号拍回的首张月球照片，也遭到某些人的质疑。
　　中央二台的一个节目叫做《为您服务》，自从在每期加入了各种生活中的防骗常识以及对各种骗术的现场模拟之后，收视率陡增。这证实了在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国度中，信任缺失达到了何种程度！
　　关于信任，有人说它产生于理性。父母为什么信任子女，按照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模式，子女是父母自身效用函数的一个内生变量，父母对子女进行投资的目的是在于从中获得自身满足程度的提高。因而父母是债权人，子女是债务人，他们之间这种紧密的债权债务关系把他们捆绑在一起，密不可分，互不背叛。这是极端理性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信任远非理性主义所能涵括。信任有一种简化功能。它是知识和无知、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半搭子组合。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系统，在既有认知水平下，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远超出人的有限理性的把握程度。人的知识系统始终处于理论上臻于完善而实际上永无止境的积累和演化过程之中，无论科学技术怎样进步，人们想在对世界的完全确定性状态下采取行动，都永远是一种奢望。因而，人们要做出迅捷的反应和决策，必须反求诸己——通过简化认知模式的彻底性来消解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说白了，就是“难得糊涂”、“不要较真”。比如说，我们走进一部电梯，在理论上它的确存在着坠落的可能性；我们坐上飞机，听着乘务员讲解逃生技巧，在理论上它也存在着失事的可能性；我们坐上火车，越过南京长江大桥（最近一条新闻说大桥要接受全面的“体检”），在理论上它更存在着大桥坍塌、火车坠入江底的可能性；甚至于我们晚上闭上双眼进入梦乡，也存在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们仍然能够心安理得地搭电梯、乘飞机、坐火车、睡大觉呢？这说明，有一种信任机制的存在，它源于对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的归纳和总结，以过去推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以大概率推演全过程。尽管这样做并没有足够的依据，甚至是一种夸大和冒险，但是它有助于化解人们主观上的疑虑、顾忌和恐慌，使人们摆脱杞人忧天的庸人自扰状态，有勇气地、积极乐观地行动起来。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信任更多不是理性的，而是非理性的，尤其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很多现象是理性信任观所不能解释的。
　　把信任扩展到经济领域，就是信用。消费者去餐馆可以先吃饭后付钱，可以赊账；上下游企业之间在供货机制上有一系列灵活的交割方式；银行、证券、保险，各种金融创新都离不开信用的支撑和发展。有什么样的社会信任程度、社会信用水平，就对应着什么样的交易成本和效率损失，就孕育了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交往关系。我在上海某高校外墙见过一条当地派出所贴出的标语：“受骗源于轻信，被盗源于轻心”，这充分展示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时代信任成本的高昂。一个充满互信、互惠、民众积极参与公益事务的社会显然有助于促进个体间的经济合作与社会和谐发展。信任危机和社会资本缺乏则显然会增加交易成本、损耗社会效率。比如，由于信任的缺失，社会犯罪、官员贪腐、个人自杀、家庭破裂频发，政府不得不把有限的资源用在防范人们不诚实的行为上，比如建立监狱、增加行政监督和反腐败支出、增设劳教所、发展律师事务所等，大量的保守性、防御性的资源配置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心，这个社会就是在“不进则退”。
　　国务院每年都要召开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专门会议，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化的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失序、失控、不合乎人的目的性的现象，其集中表现就是诚信缺失带来的各种乱象。有趣的是，信任越是无以复加地危机，信用越是明目张胆地扩张。当下中国社会的各个行业，无论规模大小、资质如何，都大搞“金融创新”、“信用扩张”。就是你到一个很不起眼的理发店理一次发，也要经受理发师唐僧一般难缠的推销“办卡”。就算不考虑那么多办卡敛财之后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行业和部门，但是你理发店又不是银行、不是股市、不是房地产，你凭什么吸引流动性往你那里流入，凭什么让我预支成本，难道是预支头发？解释不通啊。为了增加现金流而无所不用其极，真是新鲜。
　　信任缺失不仅会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会带来政治博弈的疯狂。历史上的叛乱与镇压，归根结底是执政者与民众之间极度的不信任，双方都无法获取足够的信息、形成足够大的交集和共同知识，来清晰地预期到对方下一步的行动，只能是零和博弈、鱼死网破。哈耶克之所以一直倡导自由主义立法原则以及形式主义、普遍主义原则，就在于在一个稳定的宪政框架下，任何行为主体的行动都符合规范，具有长期性、可预见性。这就十分有利于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信任结构的形成，从而降低社会成本，积累社会资本。
　　制度性的长期变化和一种新制度的出现，都是与一些非制度、一般看成外生的变量，比如习俗、传统的变化有着神秘的勾连。费孝通曾对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极精妙的描述，即以我为中心，一层层向外扩展的“差序格局”，意指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与此相对应的，西方社会则是“团体格局”，在公共活动和政治经济事务中比较规范和成系统。我几年前初看老先生此一判断时颇感不解，心中还暗自怀疑，莫非研究社会学的和研究经济学的思路果真不同？为什么在社会学家的视野里，更强调西方国家的社会性；在经济学家的视野里，就更强调西方国家的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方法，甚至于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还专门批判了“社会”这个名词，认为这是极权主义在修辞学上对语言文字的一个毒害呢？今天突然顿悟，这其实是两码事，两个意思。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倍加推崇西方国家的团体意识，他和费孝通先生一样，所指的均是一种公民意识，而这与个体首创性、个性的自由发挥是并行不悖的。公民意识的形成与长久的契约式的社会交往关系是有着深刻关系的。西方社会不存在“不要同陌生人讲话”，也不热衷于搞各式各样的“老乡会”，更没有太深刻的家族观念。西方人跟你说：我带我全家来看你，你很清楚那无非是他夫人与孩子，而在传统中国，这个家的概念和范围的弹性就非常之大了。家可以扩展到许多亲属层次，变为一个家族，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家国天下。所以我们通观中国从古迄今的全部历史，就知道我们中国人在家和国之间界限模糊，我们中国人在私与公之间猫腻甚多。中华文明仍然是十分注重家庭价值的文明，我们讲仁义礼智信。但我们的信用、信任是首先建立在个人、家族的基础之上、并由之推广到熟人之间的。这是信任的最原始状态，在这种原始信任状态之下的无条件利他行为进一步增强了亲族和血缘体系内的凝聚力，促进具有共同基因的同胞的繁衍和发展。在这种社会中，经济组织的形式就只能以家族企业、家庭经营为主，而对非家庭的其他社会成员采取普遍不信任和排斥的态度。这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狭隘的或说是畸形的信任文化或信任结构，它以特殊关系（亲缘、地缘、学缘）而非普遍关系作为信任的载体，以约定俗成的前现代道德传统作为信任的保障。
　　在当下，这些传统则正在被社会转型的疾风暴雨所打破，每一个社会阶层都被裹挟进市场的洪流之中，接受新的制度环境的洗礼。一方面，一种适应市场经济的、建基于契约意识与法治精神之上的制度信任尚未形成——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尔虞我诈自不待言；另一方面，建立在传统的熟人社会的特殊信任、人格信任也逐渐解体——熟人之间亦不能赤诚相见，“杀熟”竟也见怪不怪。这就是中国快速转型过程中信任状况的可怜而真实的写照。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那就最好做最坏的打算，以最低的人性来揣度他人。我不是教你诈，只是，在有如盲人摸象的环境中呵护那揣在胸中的一颗善心，太不容易。与其在无数次被骗中让那善良的心渐渐失望而至哀莫大于心死，何妨一开始就把这个世界看得稍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