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中国文学的西天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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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儿真让人沮丧！除了汉学家，我从未在某位西方文人笔下，读到他们正儿八经地评论一部中国文学作品，或一位好歹有点名头的中国文人。虽然孤陋寡闻是原因之一，但我相信，这个“之一”也就是百分之一的意思。
俄国形式主义之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一书中，曾辟出专章讨论“中国小说”。对这位大批评家我佩服有加，但听他谈论中国文学，我只感到一头雾水。是的，他笼统地、空泛地议论着中国文学，好像中国文学不是由一个个响亮名字、一部部非凡作品构成（像他心爱的俄罗斯文学那样），而是只配以“文化现象”为聚焦单位，被大而化之地概括一下。你瞧，什克洛夫斯基提到了一些小说，谈论的方式却缺乏文学上的针对性，别说普通读者，即使专业研究人员，有时也不清楚他在说哪部作品，以致我们的译者竟然狼狈到只能用译音法，标注他提到的某个小说人物：季安。对一位有尊严的译者，这么做不无屈辱，因为那等于承认自己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
什氏还提到一篇小说《围棋手》，读其简略复述，分明就是凌蒙初《二刻拍案惊奇》里的《小道人一着饶天下，女棋童两局注终身》，但我们的译者依旧拒绝还原，听任“围棋手”这个脱离时代的标题兀立在明清小说的上空——不过，本文不在讥讽译者，我甚至觉得，译者偶有闪失也情有可原，问题出在大批评家身上。什克洛夫斯基对中国文学的讨论实在有点漫不经心和言不及义，这会对译者构成不良诱惑，使他觉得，逐一核对作者提到的中国小说，属于不必要的严谨。何况，什氏有言在先：“我说这些话时有自知之明：我并非东方学专家。”那意思是：如果我说岔了，各位就多多包涵吧。
我见识过什克洛夫斯基如何以激扬而高明的文学批评手法评论本民族作家，如托尔斯泰，也领教过他对欧洲文学经典所做的动人分析和热情礼赞，如《安提戈涅》、《麦克白》，以之对照他谈论中国文学的方式，反差太过强烈。就像人们谈论巴西球员和中国球员时，会本能地把他们视为两类人一样，什克洛夫斯基谈论中国文学时，同样与他谈论西方文学经典的方式拉开了距离，仿佛那是两码事。他的“自知之明”也说明了这一点：东方学。众所周知，“东方学”不是一个文学概念，而更像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若结合爱德华·萨义德的见解，“东方学”现在还是一种政治学概念。总之，什克洛夫斯基与其说是在评论中国文学，不如说是在谈论风土人情，中国小说在他眼里不再是文学上的考察对象，而是一只盛满异国情调的容器，或者，一组供他展示多元文化观的典雅题材。对后者，我们早已见怪不怪。
我经常发现，一些西方人提到中国文学，不是为了谈论文学，而是显示自己视野的空阔和胸襟的博大，中国文学成了他们卖弄文化外交辞令的绝佳舞台。比如，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就特别喜欢嘴里带上一句“中国格言”，对他们来说，中国是否有这样一句格言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他借此显摆了一下自己。他们可以把任何一句想不起出处的漂亮话，都说成是“中国格言”，反正没人会追究的。众所周知，欧美人还有一个口头禅，为了说明一件事物的复杂性或古怪性，那句永远现成的比喻就是：“像汉语一样”。欧美人谈论中国文学，说对了，可以让自己赚一些风雅分；说错了，还没等你道歉，别人已抢先原谅了。更常见的情况是，你说对还是说错，没人在乎。
什克洛夫斯基为了壮大行文的声色，还援引了“卓越的中国专家弗·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见解。那是一种怎样的高见呢？且听他说来：“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不只是作为一套丛书中的陪衬或孤零零的一册。如果说成为现代欧洲文学基础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学就其意义可以称为世界文学，如果说在它们影响下成长和繁荣的欧洲各国文学由于彼此相互影响因而也成为世界文学，那么完全有同样多的理由可以断言，中国文学就其意义而言是世界文学。”
虽然啰哩啰嗦，我还是听明白了，即使在这位权威眼里，中国文学也只是“就其意义而言是世界文学”而已。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文学外交辞令？其引而不发的含义分明是：当然，就其现状而言，中国文学还谈不上“是世界文学”。
的确，这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莎士比亚没有听说过关汉卿，托尔斯泰不知道曹雪芹是谁，拜伦没有读过李白，罗曼·罗兰不曾评论过鲁迅，马尔克斯不清楚《西游记》的“魔幻”性质……这些一概很正常。事情的另一面是，只要是西方文豪，不管他因为什么原因凑巧说了句与中国文学沾点边的话，都可能引起我们莫大的激动。比如，伏尔泰提到过一部名叫《赵氏孤儿》的中国作品，哪怕这部作品在中国历来乏人问津，我们照旧心怀感激。歌德的例子就更有代表性了，这位率先提出“世界文学”设想的超级文豪，晚年与爱克曼聊天时也提到了中国文学（有趣的是，他就是在提到中国文学时，首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在日常阅读中，我无数次见到国人引用这段谈不上高明的见解了。关于歌德的说法，且听爱克曼的叙述，时间是1827年1月31日：
与歌德共进晚餐，他说：“上次见你之后这几天里，我读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一部中国小说，现在还在读。我觉得它很不寻常。（爱克曼插嘴道：“中国小说！看起来一定够古怪的。”）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古怪。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与我们一模一样，只不过他们的所作所为比我们更清楚，更纯洁，更正派。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中规中矩的，没有巨大的激情和飞扬的诗意……他们还有一个与我们不同之处，在他们那里，外部的自然总是和人物形象联系在一起……还有无数其他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种在一切事物上的严格节制，使得中华帝国维持了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歌德后来又拿那篇他始终没有提及名字的中国小说，与一个叫贝朗瑞的法国文人的作品进行了对比，并发现了些“极为鲜明”的区别。“请你说一说”，歌德郑重其事地提醒爱克曼，“中国诗人那样彻底遵守道德，而当今法国头号诗人却正好相反，这难道不是十分值得关注吗？”
也许吧，这“十分值得关注”，尽管在我看来，歌德更想关注的不是中国文学，而是遥远的中国人。那洋溢于歌德内心的与其说是文学热情，不如说是一种对于异国风情的好奇。这类好奇，也恰到好处地体现出西方人文巨子所特有的旺盛求知欲，类似歌德阐发的“浮士德精神”。貌似奇怪而实则不足为怪的是，歌德明明在读中国小说，得出的结论却是关于“中国诗人”的。看来，他都懒得区分中国小说家与中国诗人的区别了（尽管在我们眼里，冯梦龙和纳兰性德不宜混为一谈），中国文学在他眼里只是一个了解域外文明的窗口而已。这不是我的推测，紧接着，歌德就对爱克曼谆谆出一段下文：
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出周围狭窄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就会过于轻易地陷入那种学究气的自高自大。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民族情况，也奉劝每个人都这样做。现在民族文学是个毫无意义的说法，世界文学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每个人都应该加倍努力促使它早日来临。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泥于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它为楷模。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贝龙根》就可以成为楷模。不过，如果我们真的需要一个楷模，我们就总要回头到古希腊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忠实地表现了人类的美。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只应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
至此，我们已能看出歌德的真实态度：他文学心目中真正的圣地只是来自古希腊，如中国文学这样的域外文学，他只要了解一下就行了。而且，还必须用“历史眼光去看”——居然不是文学眼光！他们打量中国文学，与他们考察布须曼人的习性、挖掘爱斯基摩人的美德，看来属于一回事。肯定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的若干长处，有助于体现他们自身的优雅教养，拓展他们的文化视野，但这绝不等于说，他们打心眼里认为，中国文学乃是可与西方文学分庭抗礼的伟大传统，值得他们花费相同的功夫深研密思。“（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Ａ．法朗士有一天参观大英博物馆，对希腊著名的大理石雕刻赞不绝口”，大英博物馆东方馆馆长劳伦斯·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一书中写到，“而当我表示要给他看一尊中国的罗汉雕像——这件雕像刚刚搞到，尚未展出——的时候，他却断然拒绝了。‘不用，不用’，他说，‘希腊人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它的美是取之不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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