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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政治家的宿命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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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大小官员们大都有一个很难治愈的痼疾，即相互之间的轻藐和倾轧。不同的系统和部门之间固然如此，同一系统或部门内部尤其厉害，特别是在同一级别上——所谓“班子里”的一、二把手或正、副职之间，常常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这种“内耗”对于局部工作甚至国家大局都极为有害，当事人对这一点并非没有认识，但每每沉溺其间而不能自拔。这无关乎个人的道德修养，因为病因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权力现象。政治就是权力的运作过程，围绕着权力的各种斗争构成它的基本内涵，官员们的内斗也是其中之一。
十一世纪的北宋中期，文官制度在健全和完善中，形成了一整套教育、选拔和管理的运作机制。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文官就整体而言，素质要高于此前的各个朝代。但是，这并不意味他们能自觉地克服历史遗传病，和衷共济，齐商国是。相反，由于自视为正人君子的人太多，在官场斗争中都是一副正义化身的嘴脸，攻击对手往往还尤其凶狠，不惟参劾的文稿中措辞激烈，上纲上线，刀刀见血，很多时候更是当廷抗辩，厉声斥责，让坐在上面的皇帝莫衷一是。这种朝堂上的争吵本就是君前失仪，最后皇帝不耐烦了，也不再断什么是非，原被两造一起罢谪完事。
两府（又称政府，即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领导成员当时更换是比较频繁的。被罢黜的往往放逐到地方上去做州官，保持待遇的挂节度使衔，受到降职处分的级别就因人而异了。放下去了的常常不用多久又能杀回中央，重入权力中心；刚刚顶上来又被挤下去的，级别大都得到保留，时刻盼望着杀回来的机会。于是，具有进入中枢资格的人数量相当多，因而权力斗争也就特别纷纭复杂。在这种斗争中，有一个人的情况最具典型性——仁宗时的一代名相吕夷简。
说吕夷简最具典型性，主要根据是：一，为相时间长。他1022年任参知政事，1028年提为宰相，直到1043年致仕后死去，在中书省工作长达二十一年。其间，他于明道二年和景祐四年两度罢相，第一次几个月后就复职了，第二次则隔了三年，除掉这些，任宰相的实际时间超过十一年。时间长，机会也就多，为相期间，被他挤下政坛的宰相至少三人以上（都曾是他的上司），至于参知政事以下被他整过的很难统计有多少人次；二，他确实算得上是个政治家，才识过人。作为宰相，也做过一些有见识有担当的大事。而且，在排斥异己方面，有心机，有手段，但却并不太黑。为人处事，固然称不起道德的楷模，但也并无不堪的劣迹。也就是说，这位“一代名相”热衷于权力斗争，并非由于个人的品行修养方面的问题，而是表现了专制体制下大多数官吏都无法摆脱的常态。
一、曾经是一名忠直而干练的官员
吕夷简是太宗、真宗两朝名相吕蒙正的侄子。吕蒙正致仕后在洛阳养老，真宗曾亲临其家探望，并问他：“卿诸子孰可用？”那意思很明白：准备为吕蒙正的儿子提供仕进的方便。吕的答复是：“臣诸子皆豚犬不足用，有侄夷简，任颍州推官，宰相才也。”据《邵氏闻见录》里记载，说当时“帝记其言，（夷简）遂致大用”，但事实上，吕夷简后来在地方官任上流转了好些年才位列宰辅，并不是靠着他伯父的推荐便得到了重任。
吕夷简当中层官员（援今之规定非副部级以上不能称高干）时，有过两项影响颇大的德政。一是上奏朝廷：“农器有算（税），非所以劝力本也。”意思是说，国家以农为本，就应该实行引导农民致力农耕的政策，农业生产工具要上税显然违背这一精神。皇帝很以为然，便下诏“天下农器皆勿算（税）”，这给全国农民确实带来了相当大的实惠。二是在祠部（专管祭祀的衙门，后变为礼部的一个司）员外郎任上，他看到“京师大建宫观，伐才木于南方”，有关官员为了媚上严责工期，役夫被折磨致死还不放过，竟诬陷为逃亡，并抓捕他们的妻儿……心中不忍，便上奏“请缓其役”。这回真宗又同意了他的建议，并且表扬他“有为国爱民之心”，还提拔他为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虽然依旧是司局级待遇，但在地位和影响上却上了一个台阶。
在御史台工作时，吕夷简还干过一些留下良好口碑的事。比如他参与对被俘的农民军领袖李顺的审判，不惜违忤大臣的意志，独持己见，反对草率结案。又如有人借“流放罪犯道经京师”的由头诬陷寇准图谋不轨，他出来仗义执言。当时寇准正走背字儿，为他说话是需要些勇气的。吕夷简还一度权知开封府（首都一把手从来都是遴选有良好政声的干员充任）。据说真宗曾把他的名字记在屏风后面，“将大用之”，但一直没有付诸实现。
“大用”的机会终于来到是在他四十五岁那年，真宗死了，十一岁的仁宗登基，章献皇太后垂帘听政。在宰相王曾的举荐下，吕夷简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六年之后，被提升为宰相（亚相、集贤殿大学士），过了半年，1029年6月，王曾被罢去相位，8月，吕夷简接任首相（昭文馆大学士）。当了宰相以后的表现，从前期看，也还是称得起有见识、有胆略、能干事、敢负责。
1032年（明道元年），仁宗赵桢的生母李宸妃死了。这是一个命运很悲惨的女人，他为真宗赵恒生下了唯一的皇子，却被皇后刘氏夺去“以为己子”。在她死前的二十三年里，她目睹儿子一天天长大，成为万乘之君，而自己却始终只能守着一个“顺容”（女官名）的名分（宸妃是临死时才得的封赠），不敢有任何非分的言行。她死后，宫中一直没有办理治丧事宜，这时，宰相吕夷简出场了。《续资治通鉴》有一段很生动的描述：
宰相吕夷简朝奏事，因曰：“闻有宫嫔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预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何与？”夷简曰：‘臣待罪宰相，内外事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我母子邪？”夷简曰：“太后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皇仪殿……又…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
这一段文字堪称精彩，简练而又细致，人物内心跃然纸上。首先是太后本能的警觉和抵制：怎么？你宰相还管宫里的事！拉着小皇帝就走。想了一会，不放心，质问吕夷简；死一个宫女，用得着你宰相操心吗？吕夷简态度很硬：内外事宰相没有不该管的！太后沉不住气了：你想离间我们母子关系吗？吕夷简答复直指要害：你不为娘家人着想，我就不说了，要还念着娘家人，请厚葬李氏。太后领悟到了其中的利害，同意了吕夷简的意见。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到了出殡的时候，办事的太监逢迎太后的心意，横生枝节，说日子不吉利，棺材不能走大门出，太后诏令在宫墙上打个洞抬出来。吕夷简再次挺身而出，针锋相对地据理力争。《续资治通鉴》里是这样记载的：
……夷简遽求对，太后揣知其意，遣崇勋（太监罗崇勋）问之，夷简言：“凿垣非礼，丧宜自西华门出。”太后复遣崇勋曰：“岂意卿亦如此！”夷简曰：“臣位宰相，理当廷争。太后不许，臣终不退。”崇勋三反，太后犹不许。夷简正色谓崇勋曰：“宸妃诞育圣躬，而丧不成礼，异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谓夷简今日不言也！”崇勋惧，驰告，太后乃许之。
这又是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太后此刻的心情十分矛盾。她当然不愿意宸妃的丧事办得很风光，怕由此引发臣民的议论，尤其担心仁宗得知自己出身的秘密。但她也预料到将来真情总会暴露，从而理解吕夷简的态度。犹豫彷徨中，开始还悻悻然地说“岂意卿亦如此！”——这里话中有话：你小子是我一手提拔的，从参知政事到宰相，今天就这样来报答吗？直到吕夷简提出了最后的警告，她才终于克服了本能的自私和狭隘，作出了顾全大局的妥协。后来的事实证明，吕夷简的考虑是正确的。刘太后死后，很快便有人向仁宗告密，说刘太后处理他生母的丧事极其草率，伤心已极的仁宗命人开棺检查，发现生母是完全按皇后的规制入殓的，大为感叹，说：“人言其可信乎！”从而对养母娘家更为厚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