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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邵飘萍及其夫人汤修慧的一二事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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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时间以来，提及报人邵飘萍的介绍性文章，很少有出自第一手资料的，这种稗贩式的文字，虽然也有扩大宣传英烈的意义，但在文字发挥的同时也会产生错讹。近来，关于介绍其夫人汤修慧的文章也多了起来，不过，一如介绍邵飘萍的一些文章，它们都有同样的毛病——材料系掇拾“二道”或“三道”文字而来，又不经过核实，却又言之凿凿，于是不免错讹频出，比如最近在《书屋》（2007年第11期）发表的《邵飘萍夫人汤修慧的传奇人生》就是如此。
　　试举几处错讹之处为例：
　　一、文章说邵飘萍生于杭州，又在读书浙江高等学堂时“参与”了“反清起义活动”。案：邵飘萍生于浙江东阳，东阳也是他的故乡，今东阳紫溪村仍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一所小学（严济慈题字）；至于邵飘萍读书浙江高等学堂时曾“参与”了“反清起义活动”，可说是无稽之谈，邵飘萍只是此前与反清的浙江首领秋瑾、张恭等有过书信交往，如果他“参与”了反清起义，浙江高等学堂（即今之浙江大学）的师生势必也会卷入，但是考之于写有回忆录的邵的同窗陈布雷、张任天等，皆无此记载。
　　二、文章说汤修慧生于1890年，邵、汤结婚于1906年，实则分别是1892、1912年。
　　三、文章说邵飘萍创办《京报》时，特聘陈友仁为主笔。案：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时，是自任社长兼主笔，而陈友仁曾是英文《京报》的主笔，两个《京报》各不相干。又，文章说《京报》第一次被查封，系直系军阀曹锟、曹锐兄弟所为（文章中提到的曹氏亲信“李存青”，应是李彦青），不确，应是当时《京报》因发表《国民一致对外之声援》等触怒了“安福系”的朱深等，才被查封的，而邵飘萍随即亡命于日本，并未“躲进东交民巷使馆区”。
　　四、文章用了许多文字描绘汤修慧与当年的邵飘萍一样“经常”出入八大胡同，并且“时常女扮男装”，以“汤二爷”自居，等等。笔者少年时曾在北京汤修慧寓所多次度假，并自小在长辈处听闻了许多关于汤修慧的故事，这段“故事”却不曾听到过。其实，所有关于汤修慧进出窑子的传闻，皆出自报人包天笑的《钏影楼回忆》，笔者在《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一书的“夫妇报人”一节中完整引述过，但包的回忆中并没有说汤是“同性恋”的记载，这也许是作者的“再创作”了。
　　五、文章言及邵飘萍的牺牲，似是说乃军阀张宗昌所为，笔者曾在《书屋》2005年第11期有一短文予以论述，明确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所为，张宗昌不过是“从犯”而已。想来作者也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作者又将具体执行杀害邵飘萍的北京警备司令王琦（监刑人）写成了“王崎”；并把此前邵飘萍遁入东交民巷八国饭店写成是躲进了“苏联大使馆”，大概作者羼入了李大钊的故事。至于又说邵飘萍一到报社，“才下汽车”就被抓住，其实是他在家中盘桓了一段时间，出了报馆的大门才被抓住的。又说他被捕后，随即被拖到“宪兵司令部”的“后院”枪毙了，其实是押至天桥枪毙的。邵飘萍死后，灵柩长期置于北京城外的天宁寺，根本不是什么“西郊八大处的香积寺”，而《京报》的恢复，也是直到几年后北洋军阀被消灭、国民党进入北京（易名为北平）后才有的事，而不是他死后的“不久”。
　　六、出卖邵飘萍的张汉举，是老北京的掌故中都有的，作者却又错写成了“张双耳”。
　　七、汤修慧时代的《京报》，社务已不再是由潘公弼负责了。邵飘萍牺牲的同时，潘公弼亦被押在狱中，后来他出狱后即赴上海在《时事新报》主持笔政了，在《京报》服务的是他的弟弟潘劭昂。
　　八、文章说“九·一八”后，汤修慧“不计前嫌”，“撰文为张学良辩诬”。其实，张学良不守东北，责任自然不能逃脱，这何有“辩诬”可言？至于说此后有人为邵飘萍洗诬，以及提议予以褒扬，也不是“蔡元培、张伯苓等”所为，而是与邵飘萍有过密切合作的冯玉祥领衔发起的，但又被时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等所阻（不是“戴季陶、吴稚晖等右翼政要”）。
　　总之，一篇不算长的文章，有这么多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如果不是不仔细，就是“率性而为”的文章了。笔者不久前先后出版了两本绍介邵飘萍的著作——《铁肩辣手——邵飘萍传》（浙江人民出版社）、《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南方日报出版社），一是侧重于其生平，一是侧重于其研究，而写作这两本书，是笔者积数十年的资料而为的，如果要更详细地去了解传主，欢迎读者去阅读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