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孙康宜教授访谈录
作者：生安锋 白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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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利用在哈佛大学进行学术研究的机会，对当代著名华裔汉学家、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作了访谈。孙康宜祖籍天津，1944年生于北京，台湾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后进入台湾大学攻读美国文学。1968年到美国留学，先后获图书馆学、英国文学、东亚研究等硕士学位，197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和东亚研究所主任。孙康宜的研究领域跨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女性文学、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释经学、文化美学等多个领域，有中英文学术专著多种，其中包括英文著作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Co-editor， with Haun Saussy），The Late-Ming Poet Ch’en Tzu-lung： Crises of Love and Loyalism，Six Dynasties Poetry，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Tz＇u Poetry： From Late T＇ang to Northern Sung等八种,中文著作有《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耶鲁潜学集》?《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文学经典的挑战》?《我看美国精神》?《把苦难收入行囊》等十二种?先后获得怀特人文学科最高荣誉奖金?美国高等教育基金会奖金?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奖金等,还在国际上担任多种学术兼职?孙康宜教授在访谈中谈到了自己不平凡的成长?求学及事业发展历程,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深刻体悟,对美国社会?美国精神的观察和认识?自己的宗教信仰及其在生命中的位置,对古今女性问题的看法,对美国教育体制的切身体会,以及自己未来的学术计划和中美文化交流等问题。
问：孙康宜教授，不知您还记得否，我们第一次见面是2001年8月在北京您参加由王宁教授协调、由清华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上，我们一起和希利斯·米勒、迈克尔·霍奎斯特在西郊宾馆合影留念，我至今还珍存着那张照片。第二次见面是在２００５年您应王宁教授之邀到清华大学作题为“新的文学史可能吗？”（“Is A New Literary History Possible？”）的演讲。这一晃就是好多年了，您还是那么身体健康、神采奕奕。您的研究领域跨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女性文学、比较诗学、文学批评、性别研究、释经学、文化美学等多个领域，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也注意到，在美国求学期间，您不光研修中国古典文学，而且还兼修比较文学、英国文学甚至“图书馆科学”（Library Science）。请问您是如何贯通这些不同领域的？为什么要学习这么多的领域？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呢还是兴趣使然？
答：我觉得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还是和他的环境有关的。我是1968年来到美国的，我从前一直都是在念英文系，攻读美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尤其喜欢十九世纪文学。我刚到美国那年，普林斯顿大学还没有正式收女生，只有少数研究科学的女研究生，那时我们住在普林斯顿城里，我于是就开始想：自己为什么不去附近的州立大学Rutgers选一个图书馆的专业呢？我当时并不想当一个图书馆员，只想了解他们的工具书是按怎样的原理编排的，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在美国上中小学，在这一方面是有缺陷的，所以决定修图书馆专业。没想到，现在我会在这一方面比一般的美国人知道的多一些。总之，这一学习阶段对我以后的学习很有帮助，不管我后来学什么专业，我都能比较顺利的找到自己需要的书籍。
之后，我继续我的英国文学专业，因为我一直喜欢研究比较文学。但在念书的过程中，我突然有种寻根的欲望，这种欲望如此强烈以致于自己想把中西文学两个专业都专攻一下（这样的感受在《文学经典的挑战》的序里也谈到了），我当时选修了六十二个学分（一般学生只需选修三十二学分），所以我的专业有英文系和东亚文学专业。然而，当时还是以东亚专业为主，因为我以为若不把东亚的东西先弄懂，以后再做比较文学就比较难了。后来，我很想在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图书馆里当馆长。当我和老师牟复礼教授（Prof. Frederick W. Mote）谈到这事时，他很遗憾地说：“你是普林斯顿的校友，我们当然很欢迎你来做馆长，但是可惜你没有图书馆的学位呀？——因为按照规定图书馆馆长要有图书馆专业的学位的。”我说：“我有啊，怎么没有？”于是，我才告诉牟教授有关我曾经攻读图书馆学位的经历。后来，我就继承了原来胡适做过的那份工作。但是，刚刚做了一个月，我就知道自己选择错误了，因为我原来以为馆长的工作整天都是读书，其实不是的。胡适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当馆长的那个年头等于好好读了两年书，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馆长整天都要处理行政。书，近在眼前，远在天边，几乎没有读书的机会，所以最后我决定只做一年的图书馆馆长的工作。之后，我就到耶鲁来了，一口气干了二十五年，从来没有离开过。
就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没有选择。可能因为小时候的遭遇，我已经学会了把“坏的遭遇变好”的习惯，于是就不停地调整，不停的学习，很自然就拿了很多的学位。
问：中国古代文学中多是描写阳春白雪的主题，而现当代文学多死亡、暴力、血腥的描写，你对这一问题是怎么看的？
答：当然啊，在中国古代文学里似乎没有这么多的血腥暴力， 在我那门课《人与自然》 （Man and Nature） 里，我的美国学生们就经常说，传统中国人的自然观和西方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文学里充满了和谐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但后来我让他们读了许多历史故事，他们才知道其实在中国历史中，暴力还是很多的，只是古代的写法和当代不一样罢了。我认为：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是现象的不同，而是阐述的不同而已，是不同的作家对相同的现象采用不同的表现方法罢了。明清时期的文学“暴力”也就更多了。
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曾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应该从1841年龚自珍死的那一年开始算起，而不应该从二十世纪的五四运动算起。因为龚自珍的死刚好在中国传统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迈进的这个阶段，在他的诗歌里已经有很多现代性的东西了。
另外，中国人都喜欢陶潜的诗歌，觉得他的作品十分抒情，但我的一些美国学生却更喜欢谢灵运，因为翻译成英文后，谢灵运的诗歌更显得有现实性。因为谢灵运的诗歌充满了冲突，颇有真实感。谢灵运虽然有的时候很强调“天人合一”，但诗里却充满了压抑和痛苦，他最后被杀头了。在文化上，美国学生和谢灵运很投缘，他们很同情谢灵运的悲剧性命运。有些学生以为谢灵运简直就是中国存在主义的倡导者，他们在谢灵运的诗里看到有关存在的问题，他们看到在中国诗里一般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真的很新鲜。所以中国文学的古典和现代的区别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而绝对的。如果用这个角度看龚自珍的诗，比如他的《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你就能看到他内心的冲突、压抑等情感。我自己也开始比较注意现代文学了，比如在短篇小说《色·戒》中，张爱玲把性看成猎人和猎物的关系，是很正视人生的。她看到人生的阴暗面，我认为表现人生的阴暗面也是很重要的。
问：你说过西方的观众不太喜欢李安的电影《色·戒》，您认为是为什么？
答：首先，他们看不懂一些剧情，尤其遇到有关政治背景的情节，似乎不知道怎么回事。其次，电影的节奏太慢。中国人不觉得动作慢，因为他们很重视情节以外的东西，比如眼神，中国人一看眼神就懂了，但西方人不太了解，所以有些美国人忍受不了这种节奏。一般美国观众除了对《色·戒》的床上戏感点兴趣外，就不知所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