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陈衡哲是谁？”
作者：刘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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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十年前，亦即1998年，国内某著名学府百年校庆时，远在美国的一位华裔学者托人给该校历史系一位负责人捎话，说她是该系系友，想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
负责人听了，问：“任以都是谁？”
答曰：“陈衡哲的女儿。”
又问：“陈衡哲是谁？”
话已至此，又复何言？
这位领导绝非打官腔，而是说得非常谨慎、真诚。然而，此公越是说得真诚，鄙人就越是为母校汗颜。
对一位普通的文化中人，不知任以都为何方人士，大概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但对一位当代中国的文史学者，这却不是件光彩的事。要知道，任氏乃是当年西南联大的著名才女，二十岁上就负笈美国，此君天资卓颖，日后亦才高学富成就煊赫，足与何炳棣、刘广京、吴于廑等并比为联大历史系仅有的几位闻名世界的高才生。长期以来，她以中国近代经济史见称，所著《学术界的生长：1912—1949》一俟问世亦被费正清激赏，而今更已蜚声东西。如果任氏只是纯粹的书斋型学者倒也罢了，然而不是，此君乃是宾州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且独力创设了该校东亚系，多年以还，亲躬教学，培育人才，自成国史重镇，成为卓有建树的史学教育家、学术活动家。作为国内名校历史系的负责人，对国际名校同行中的头面人物（而且是自己的系友、前辈）一无所知，岂不怪哉！再者，任氏是此君恩师田余庆、罗荣渠、陈庆华等人的朋侪、学长，可此公居然亦无所知，真是不易！
前两年，坊间红极一时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回忆录中，即专门谈到了任氏。以一代巨子何炳棣先生之年高学厚，尚对任氏如此青目，而此君则对此不入法眼，恐怕让人作叹此君眼界也太高了罢？
如果说因为任以都久居境外而不见知国内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其母陈衡哲就完全不一样了。陈衡哲是谁？按说这在稍通晚近中国文史者，压根儿就不是个问题。可是，既然某些名家都觉得这是个问题，那么，在下不妨略予置喙。
其实，陈之大名，略加措意，端可明了。
陈衡哲，原名陈燕，原籍湖南衡山，1890年生于江苏武进。其祖父陈钟英、伯父陈范（《苏报》馆主）、父亲陈韬都是有名的学者和诗人，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能文善画，乃著名画家和书法家。从陈衡哲的曾祖母开始，陈家便开创了这一传统：“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1903年，陈衡哲考入上海爱国女校，次年又考入清华留美学堂，成为首批官费留美的几名女生之一。到美后，先入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时美国最有名的五所女子大学之一），主修西洋史，副修西洋文学，西名乃定为Sophia Hung-Che Chen（莎菲·陈衡哲）；后，入芝加哥大学并获文学硕士学位。1915年，她应邀加入名垂后世的中国科学社，成为第一批社员。1916年，她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两首诗作——五绝《月》、《风》，受到胡适高度好评。是年春假期间，任鸿隽约上胡适，专程往访陈衡哲。自此，三人遂成知交，“邮筒往返几无虚日”，胡、任二人均对其爱慕日增。胡适在后来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中，便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任鸿隽亦作减字木兰词以答之，被传为文坛的一段佳话。此间，她与几乎所有的中国早期的留美生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如杨杏佛、梅光迪、赵元任、朱经农、胡先骕、唐钺等等，诸位日后都成为国内一等人才。留美期间，陈氏便以实际行动力挺白话文运动，故被胡适称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陈氏大概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力行婚姻独立的知名女性。在十八岁上，她便拒绝了家庭指定的婚姻；后来她又变成一位不婚主义者，为理想和事业，曾决意独身，谢绝了诸多人物的追求。直到1919年任鸿隽第二次回美时，面对其三万里求婚的诚意，她方抛弃了不婚主义，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聘任氏为化学系教授；一俟开放大学女禁，校长蔡元培便打电话给陈，聘她为教授。是夏，她获硕士学位后，在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与任鸿隽双双回国，旋与任共结连理，并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亦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氏与其时影响巨大的《新青年》亦深具渊源，成为其铁杆作者中的唯一女性，仅在1918年秋，她就于此先后发表了白话诗《人家说我发了痴》（9月15日）和白话剧本《老夫妻》（10月15日）。次年夏，她又于此刊发表了新诗《鸟》和《散伍归来的“吉普色”》。后来发表于此的白话小说《小雨点》《波儿》等，文坛特为注目，她亦名动京华。因此，她成为该刊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作者之一。
1923年，其夫任鸿隽出任东南大学副校长，陈氏亦随之赴宁，并应校长郭秉文之邀出任历史系教授。1930年她又回北大教历史一年，继之则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1935年9月，任鸿隽往长四川大学，她同去成都，任该校西洋史教授。作为一个正直的学者，陈氏十分反感军阀的所作所为。在川大期间，她偶尔也应邀参加一些重大宴会，有时还会带上孩子。如果宴会主办方给她红包，她往往当着孩子的面坚决予以退还，决不留半点情面。于教学和研究之外，陈氏对社会活动和国际交流亦颇为积极，与各方名流均有过从。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2年，她参与创办《努力周报》，并成为主笔之一。陈氏还是著名的《独立评论》的创办者和骨干之一，她常在该刊发表抨击时政的文章。1935年便因率直发表揭露四川社会问题的文章，遭地方旧势力围攻，愤而离川。抗战中，陈氏辗转于香港、昆明、重庆，对国统区的腐败十分不满。1936年11月，《独立评论》第二二九号因刊载张奚若的《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触怒其当政者宋哲元，被迫于12月2日停刊。
1943年初，陈氏随夫暂居重庆，受到周恩来的邀请，前往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拜访。当陈氏抵达红岩村时，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已等候多时，见到陈衡哲，他非常热情地迎了出来，说：“陈先生，我是您的学生，听过您的课，看过您写的书。”
抗战结束，美国国会图书馆邀请陈氏赴美，担任指导研究员。陈氏虽然去国多次，但其家国情怀却丝毫不减。1947初，当大学毕业已留居美国的女儿任以都问及是否长住美国时，陈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鸿隽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陈氏则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其情其意，人天可鉴，可昭日月。直到晚年，任氏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陈氏认为“美国不是老人住的地方”，遂同任鸿隽返回上海。建国前夕，国民党当局特地将机票送给任、陈夫妇，邀赴台湾，陈氏谢绝。
建国后，她当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唯因目疾日重，几至完全失明，身体亦虚弱多病，不能读写，不便外出和参加社会活动，便过着一种近似隐居的生活。在生命的最后七年，她只有靠默诵古诗词来消遣。1976年，陈氏逝世于上海广慈医院。后人将其与任鸿隽合葬于苏州。
陈氏一生忙于教学和公共事务，但亦时有著译，先后行世的作品约二百万字。其生前行世的著作有《西洋史》（上、下册）、《衡哲散文集》、《文艺复兴史》及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和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一个年轻女孩的自传》）等。另据其《自传》透露，其“写成而未曾发表的诗文小说，约有一百万言，则大抵是民国廿六年以后，在流亡中所写”。她还写过一些历史小品，英文译著。抗战期间，她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揭露内地官僚跟商人贪污作弊，囤积居奇，惜原书未见。其涉猎如此之广播，著述如此之精到，社交如此之跃如，确乎迄所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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