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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与政治枭雄过招
作者：秦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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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身后，其入室弟子、“弃医从文”的鲁迅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见《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身后，笔者的授业恩师、北京大学名教授陈平原先生，称他为“有学问的思想家”（见《当年游侠人》）。
这里要讲的，是民初洪宪变制前后袁世凯“攘夺国柄，以遂私图”，章太炎气愤不过，主动打上门去，和政坛枭雄挥起老拳的一段风云岁月——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北京二年多，至袁死后方才重获自由。具体时间的起止，是从1913年8月到1916年6月。
民国建元伊始，章太炎未始不曾对袁稍有好感，这好感很大程度来源于章与孙（中山）、黄（兴）此前几度交恶，且对这两位的任事能力颇有月旦，所谓“孙君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甚至责备南京政府“任用非人，便佞在位，私鬻国产，侵牟万民（这里具体影射的是汉冶萍公司抵押日本借款事），一党专制，惟务阿谀”，亦看不惯“共和初政，少年横欲推致极端”，执政躁进，更因为“南府昏缪，自翦羽翼，不任燮伐，假手袁氏，势自然也”——光复领袖陶成章被陈其美暗杀无疑是此时章太炎支持北都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
然而令太炎也未曾料到的是，“袁公就职岁余，渐恣肆”，民国首任总统包括其属下办事越来越无法无天。显然，不习惯“在约法中讨生活”的老官僚袁世凯与新体制兼不成熟的共和国之间，终于有了无法化约的矛盾。而这是身为光复领袖、民国元老（章太炎与吴稚晖、蔡元培、于右任等人被南京政府“册封”为“四老”）、自身学养厚植与思想深邃精悍都当世无匹的太炎先生所无法忍受与听之任之的。他要“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要知道，一生低首顾亭林（明季遗民大儒）的章太炎本身就是追求“行止合一”的行动派，一个很不甘于“仅垂空文”的实干家。
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章自述民国元年曾到武昌，闻说湖北人特重张之洞，“以为人才、军实皆张氏所遗，以为倡义资也”。章从武昌回来后进京见到袁世凯言及此事。不料袁竟“愤然曰：‘南皮竖儒，今犹为人引重耶？’”，又不依不饶“数张过咎数端”，认为“部练陆军及遣学生出洋，皆己所建，明无与南皮”，这番自我炫耀行为竟然喋喋不休“剧谈至三刻顷”。无疑章太炎这一见之下对袁世凯相当失望：
余始虽审袁公雄猜，犹谓非卞急者；及闻其排诋张之洞，独念曰：“死者尚忌之，况于生人！褊浅若是，盖无足观矣。”
“卞急”、“褊浅”，这样的政治性格恰恰是太炎不喜欢的，他之排孙斥黄，未始不与此标准相关。他于民国人物独推年轻的宋教仁以为“堪为宰辅”，欣赏的就是宋“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很对章的脾气。饶是如此，书生气长的太炎先生总算以大局为重，此后仍多次上书大总统袁世凯商榷国是。
1913年8月11日章太炎冒危进入京师，起因在欲领导共和党实行反袁活动（时章太炎为共和党副理事长，有领导党务的责任），“要与诸志士同出患难，为中夏留一线光明”（《致伯中书》十一）。章氏原本自许特高，“余本光复前驱，中华民国由我创造（按，国名为章提议拟定），不忍其覆亡，故来相识”，所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而根据时人的亲历追忆来看，似乎太炎这次入京本身，其实是袁或者其手下有意策划的一次骗局：
太炎先生居沪，常发表反袁文字，报章轰载，袁恨而畏之。鄂人陈某献策，谓彼有法致太炎于北京。
民国建元、袁氏当国以后，由日返沪的章太炎的确不断发表政论文字，诸如《致袁世凯商榷官制电一》（1912年2月）、《论国民捐之弊》（1912年6月）、《内阁进退论》（1912年6月）、《新纪元星期报发刊词》（1912年9月）等。虽持论清刚、高瞻远瞩，却直言不讳乃至指手划脚，正犯袁氏独裁专权的用人大忌。1913年5月9日《顺天时报》刊出的信函继续苦口婆心谓“大总统苦心经营，推倒清室，功不在黎、黄下，乃为宵人所误”、“何苦保佞谀之禄位，随一己之令名”，同月14日《致袁世凯》电可就指名道姓将梁士诒、陈宦、段芝贵、赵秉钧目为“四凶”必欲去之而后快。1913年7月3日《致伯中书》更鲜明表态“项城不去中国必亡”。这话虽非公开意见，7月17日的《宣言书》可是宣告了统一政府“政以贿成，厉行暗杀，贼害勋良，借外力以制同胞，远贤智而近馋佞”的大过，如上“四凶”而外，更增加王赓、陈汉第、陆建章构成七害，均视为“当戮者”。总之，这个运行仅仅一年的北京政府“恶逾夏癸，罪倍商辛”，较之曾令太炎痛恨的“南京政府”又下一筹。太炎一管大笔，雄深雅健、嬉笑怒骂，十分动人心魄，百年以后读来还让人为之悚然惕然，追念不已。这些言论如钉板上，掷地有声，怎么能怪将袁氏集团面对太炎的存在感到坐卧不安呢？
这个负责出谋划策“赚”太炎入觳的所谓“鄂人陈某”，随即与共和党员郑、胡（疑即胡培德）等商量，言目前党势孤危，需请太炎来京主持党务，来后不久自然即将其幽闭。据说此后“携黎（元洪）入京”、将其软禁瀛台也是“陈实主谋”。
几事上下勾连，推而断之，“鄂人陈某”很可能就是袁氏集团此时的智囊人物陈宦。陈宦（1869—1939）是湖北安陆人，1911—1912年为黎元洪幕僚，1912年入京后大受袁世凯信赖。1913年护法战争袁世凯能够击败反对他的各路诸侯，基本统一中国，其中湖北、江苏的平定陈宦出力最大。1915年2月袁为统一大西南与两广，特派陈往任四川总督、掌军政大权，行前并让“皇太子”袁克定与他结拜兄弟。后陈宦于1916年5月22日在四川宣布独立反袁。据说这是置已经风雨飘摇的袁氏帝国于死地的最后致命一击。《民国文献》记载：“陈自袁氏无能为，猝响应义师，通电暴袁罪恶，视倡义诸将领语气殆有过焉。电末有袁逆密以巨款三千万汇存英伦，将逃亡计等语。时袁忧危成疾，阅电大忿，凄然而起日：‘人心大变，乃至是耶！’言已，呃逆气喘，病加剧……人谓陈琳之檄可以愈头风，陈宦一电，则不啻袁之催命符。”袁实在没有想到他陈宦也会反对自己。
其实太炎与陈宦两人之间的梁子，在民元初相见即已结下，断陈宦趁机公报私仇也说得过去。据说太炎曾一口断定陈宦“此中国第一等人物，然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陈宦自然又恨又怕——当然还有佩服，甚至不乏“得意”。二十多年以后，1936年太炎病逝江南，和他同岁而生、晚死三年的陈宦当时在北京严守出处颇受清贫，闻讯亲制挽联寄往苏州：“囊括大典，整齐百年，否岁值龙蛇，千载修名君比郑；人号三国，国推一老，抗颜承议论，世间北海亦知刘。”这简直是将太炎与自己视作知音了。
写作《洪宪纪事诗》的刘成禺也是湖北人，这次章太炎幽居北京期间，刘“自癸丑至丙辰，追随先生，始终其事”，算有半师之分。关于“湖北人”问题，章、刘两人之间曾有风趣的讨论。刘自述1913年在上海曾力阻太炎北上，谓共和党“党员志趣复杂，保无有以先生为饵者。先生虽笃信鄂人，鄂人亦未尽可信”。但太炎以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立意要进京。1914年刘成禺在化石桥共和党部再次见到已经困住无奈的章太炎。章一见刘，即说：“你湖北人设计卖我。”刘分辩说在沪我曾劝过你不可尽信鄂人嘛。太炎于是持杆大拍：“你不卖我！”
国学大师遇见政坛枭雄，习惯掰手腕的自然不允许讲道理，太炎几乎马上陷入被软禁的处境，“戒严副司令陆建章以宪兵守门，余不得出”（《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但太炎自述过于简劲，似乎还有一点夸张的成分，或者说有以偏概全的嫌疑。实际情况是，当时太炎被幽禁之处凡数变：其一为共和党总部期间；其二为龙泉寺期间；其三为徐医生本司寓所；其四为钱粮胡同期间，中间似乎还短暂幽居过兵备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