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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亲吻胡适的前后
作者：蔡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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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胡适和郭沫若同为“五四”的健将。胡适虽长郭沫若一岁，但胡适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步甚早。他在1917年初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一系列的文章；1920年则出版新诗集《尝试集》，瞬然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极具影响力的人物。而到了1918年8月，作为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相当于高中）学生的郭沫若，尚与去年已发生的新文学运动毫无关系，他说：“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然而历史是充满着很多“偶然”性的，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夏天，郭沫若和几位朋友组织“夏社”，然后他们订了份国内报纸——《时事新报》，而就在它的副刊《学灯》上看到康白情等人的诗，于是郭沫若就把他的诗作，也投寄到《时事新报》，但稿子却被主编郭虞裳压下来。幸运的是，不久却又被接任的主编宗白华给发掘了，宗白华如获至宝，一一将它发表。因此假如“夏社”没有订《学灯》；假如《学灯》的主编不是换成宗白华，那么“五四”的诗坛，会不会少了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呢？这可很难说的。
1921年4月3日，郭沫若和成仿吾从日本抵达上海，他俩是为出版同人刊物的计划而来的。在这之前，上海滩的大书局，如中华、亚东、商务，对他们要筹备的刊物都兴趣乏乏。而由于李凤亭的推荐，上海的泰东书局说要聘用成仿吾为“文学主任”（案：最后却落空），郭沫若只是随行者，没有名义、没有职务。在这一个半月中，郭沫若待在泰东书局，编定诗集《女神》、改译《茵梦湖》和标点《西厢记》。在泰东书局同意出版他们的杂志后，同年5月27日，郭沫若离沪返回日本，他先去京都拜访郑伯奇、张凤举、穆木天等人，后又至东京会见郁达夫、田汉；最后与郁达夫等人开会讨论出版杂志计划、杂志名称及刊期等问题，并作出具体决定。7月1日，郭沫若再次从日本回上海，正式担任泰东书局编译所编辑职务，并着手筹办创造社丛书及刊物的出版工作。8月5日，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泰东书局出版了。在“五四”时期，郭沫若不是最早的新诗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发表白话诗都早于郭沫若；《女神》也不是最早的新诗集，在它之前，有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社编的《新诗集》、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等作品。但郭沫若的《女神》却令当时几乎所有新诗的尝试，都黯然失色。《女神》可以说是奠定了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1921年春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从上海来到北京，专程拜访北京大学名教授胡适，一再表示他本人决定辞去所长职务，恳请胡适至上海主持商务编译所。经过几次面谈，胡适曾对出任编译所所长一事表示过兴趣，他对高梦旦说：“一个支配几千万儿童的知识思想的机关，当然比北京大学重要多了，我所虑的只是怕我自己干不了这件事。”胡适当面答应，在暑假里到上海，到商务印书馆看看工作情况，再考虑一下自己“配不配”接受重托。其实胡适顾虑的并不是“配不配”担任编译所所长，而是在考虑是否值得投身于出版业。我们从他4月27日的日记中可看出：“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贡献的能力的人。”〔1〕7月16日，胡适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及高梦旦等均到车站迎接，接着便是宴请、访谈、视察等等，给予了令人瞩目的礼遇。7月20日的上海《商报》，甚至刊出一篇捧场喝彩的《胡老板登台记》。在新文化运动中享有盛名的胡适，顿时又成为上海文化界的舆论焦点。虽然，后来胡适并没有接受这职务，而是推荐王云五去担任。
就在这期间，同在上海的胡适和郭沫若有了第一次的见面。郭沫若在十年后写成的《创造十年》中这么回忆道：“……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商务编译所的几位同学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2〕但胡适在8月9日的日记却这样记载着：“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3〕日记中并没有提到高梦旦，更不是为郭沫若饯行，日期则确为8月9日，而不是9月初。郭沫若的回忆显然有误。至于两人见面后彼此的印象如何呢？胡适显然对郭沫若的印象并不佳，他在日记上说：“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4〕至于郭沫若，在三天之后，他又和朋友朱谦之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拜访过胡适，这件事在胡适日记有记载，但郭沫若的文章却始终未曾提到过。只是在十年后的回忆，将第一次的会面化作了嘲讽的文字，郭沫若说：“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 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5〕就当时而言，他们两人的名望、地位、身份、待遇竟然显出如此大的差别，郭沫若的不平与不满很大程度上是因此而生发的。所以不久之后，他们两人便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
事情的起因是1922年8月，郁达夫本着创造社反对“投机的粗翻滥译”的前提，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威铿所著《人生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然而不巧的是，郁达夫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结果被胡适抓住把柄，于是胡适就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家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夫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胡适还指责郁达夫等“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并以教训的口吻说：“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有限”等等。这篇短文引起郭沫若在十一月《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发表了《反响之反响》一文，他抓住了胡适改译中的“错误”、“不通”和“全不通”的地方，进行了强烈的反击。此后，张东荪、吴稚晖、陈西滢、徐志摩以及成仿吾，都介入了论战。
据郭沫若说，这场争论的收场，还是胡适主动采取“一种求和的态度”，才算了结的。1923年5月15日，胡适主动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其中谈道：“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6〕郭沫若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胡适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7〕历时十个月的争论终于划下句点。胡适以其特有的绅士派头，至少在表面上“就像是从来没有发生一样”，但郭沫若却不免是心存芥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