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华美狼心
作者：祝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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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霍元甲》曾使封闭已久的中国人大开眼界，它使激昂的肢体动作在隐退多年之后重放异彩，再度成为人们的兴趣中心。尤其是武术使肢体的放纵得以升华，使其进入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在它的映照下，“文革”时代的大打出手显得那么初级、那么小儿科、那么简陋不堪。武术更像一场精致的盛宴，使暴力成为一种精致同时不失礼貌的享受，而不是像打、砸、抢那样饥不择食。武术把动作和暴力的魅力推向极致，它使肉体变得无所不能，使它的功能越来越与神接近。
此后，金大侠隆重出场。首先是《射雕英雄传》的播出，以及金庸盗版书的大量出现。《射雕英雄传》最初是1957年到1959年在香港《商报》连载的。实际上，金庸的主要作品，所谓“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全部完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刚好在时间上与从“大跃进”到“文革”等大陆政治运动相对应。也就是说，金庸武侠世界的建立，与中国大陆的红色经典几乎是同步完成的，只是我们接受金庸作品的时间表相对滞后而已。金庸的江湖世界与大陆的政治风潮遥相呼应，平行发展，以各自的方式，使身体暴力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于是，有人把金庸的小说视为大陆政治风潮的镜子，映照出中国人悲剧式的身体命运。其中的《笑傲江湖》尤被视为对“文革”的影射。尽管金庸本人予以否认，称“这部小说并非有意影射‘文革’，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但是，金庸撰写的大量大陆政治评论，特别是1966年《明报》创刊后撰写的大量社评，已经透露了他对“文革”的深切关注，以及他的小说与“文革”千丝万缕的关系。即使今天重读他当年的社评，我仍然对他的政治敏感性深感惊讶。仿佛预言家，他对彭真罢官、打倒刘少奇、林彪覆灭、江青被捕等政治事件的大胆预测，对毛泽东的政治意图的分析，后来都得以验证，屡试不爽，仿佛本人就是“文革”的指挥者。他的武侠世界与“文革”全然无关的说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金庸通过作品表达了他对暴力主题的热衷。在他的作品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带有武术的炫技色彩。这些描写常常令人拍案叫绝：“……欧阳克将已收起的筷子接过，随手一撒，二十只筷子同时飞出，插入雪地，整整齐齐的排成四个梅花形。将筷子掷出，插入雪中，便小小孩童也会，自然不难，但一手撒出二十只筷子而布成如此整齐的图形，其中功力深妙之处，郭靖与完颜康、侯通海还不了然，王处一与沙通天等人都暗暗惊佩，齐声喝彩。”
在武功的修饰下，暴力不再显得睚眦必报，而是开始向美学皈依。美此时取代政治，成为暴力的保护伞。搏击于是具备了舞蹈般的造型感，而不再是赤裸裸的刺刀见红。金庸武侠世界的建立，首先是通过对身体的塑造来完成的。练武不仅可以使身材的比例、肌肉的强度更合乎美的原则，更使身体和动作具有超乎常人的美，换言之，他们联手创立了一种身体技术，郭靖们通过苦练打造了一副无所不能的肉身，而金庸们则通过讲述来生产和传播关于身体的美学典范。这样的美学典范是极端化的，很难在生活中得到落实，但人们还是趋之若鹜，赞赏和追随这些标准。这是因为身体本身承担着强大的抒情和叙事功能，人们将自己无法实现的身体渴望寄托在一些特殊的身体之上；于是，这种超常的身体正在被符号化，它所承载的叙事冲动以消费的形式予以实现。对身体的塑造和推广，其根本目的并不是为大众的身体提供目标和导向，而是被它们所消费。人们用金钱代替选票，通过消费行为来表达他们对于身体的认可和赞赏。这标志着商品消费已经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当代的符号政治经济学。
在打斗重新成为话语核心的同时，一种重要的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打斗的主语已经由第一人称悄然变成第三人称，即由我、我们变成他、他们。时代的演进制止了身体的放纵，狂欢节过去了，政治对暴力的庇护一去不返，对身体的管制重新成为时代主题，在这种情况下，肢体的欲望只能通过叙述来完成。这是一种重要的转换——暴力由现实空间向想象空间的转换——或许只有在想象中，功夫才能表现得如此出神入化、无所不能。“如果说，拳击的游戏规则多少掩盖了暴力性身体侵犯的血腥意味，那么，叙事作品毋宁说是产生种种接纳暴力的合适语境。叙事完成了一个特定长度的行动模仿，暴力行为有机地组织在故事之中，种种凶残的施虐由于故事的上下文而变得理所当然了。通常，文学的叙事作品是一种虚构，刀光剑影或者拳打脚踢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游戏，合上书本即可放弃这种游戏；然而，影像符号活灵活现地显示了种种血淋淋的场面，人们与暴力的距离近在咫尺。表面上，人们仍然遵从社会文明的种种条款，文质彬彬地坐在电影院或者电视机之前；事实上，人们的内心正在为自己的嗜血欲望制造一个幻想性的满足”〔1〕。
暴力正从四肢退缩到视觉领域。视觉同样具有侵犯性，现实世界在为我们的四肢确立规则的同时，也在为我们的眼睛确立规则，不守规矩的眼睛常常累及整个身体——对他人秘密的窥视常常使整个身体面临灭顶之灾。现代间谍战表明，眼睛同样是武器，眼睛的功能有时甚至可以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但武侠世界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不存在秘密，它内部的所有秘密都可以向读者公开，甚至它把呈现身体秘密作为宗旨。它所展现的身体秘密与那些好奇的眼睛一拍即合，形成某种共谋关系。脱离对方，另一方也将失去价值。这种互动关系将人对身体的视觉快感彻底合法化了。
所以，金庸不惜篇幅地描述侠客们的修炼过程，即身体的训练过程，为那些奇特的身体技能标明来路。中国从上古时期就开始了对身体史的书写，夸父追日、后羿射日、刑天舞干戚，无不透露着中国人的身体理想。但那些都是神话，身体史的书写是以虚拟的形式完成的。而武侠小说不同，尽管武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行了神的职能，但所有神奇的功能都脱胎于平凡的肉身。他们上天入地的法力不是天生，而是后天习得的。郭靖的身体不仅平庸，而且笨拙，看不出任何成为武林高手的迹象。由于丘处机和江南七怪的一场约定，从而使郭靖走上一条习武复仇的不归路。金庸一再强调郭靖身体平庸，企图表明武功具有普适性——它不是天外来物，也并非特异功能，只要经过苦修，它可能被任何一个平庸的身体所掌握。
这注定了身体训练过程的艰辛和离奇。有趣的是，这个平庸无奇的身体却得到几乎所有名师的指点——江南七怪、丹阳子马钰（全真教掌教）、北丐洪七公、老顽童周伯通都参与了对郭靖的身体塑造过程，郭靖更误打误撞地熟通了《九阴真经》，使惊世骇俗的身体技能成为可能。金庸不厌其烦地描述习武过程，不仅使神奇武功具有“合理性”，而且满足了人们的窥视愿望，“目睹”对身体的神化过程。
然而，被神化的身体中仍然蕴含着某种悖论——它一方面是对打斗的号召和宣扬，另一方面，又因它的难度而令模仿者知难而退，望而却步。籍贯不同的武林高手（比如香港的《霍元甲》、大陆的《武松》以及日本的《姿三四郎》）接踵而至，不断煽动着我们的身体激情，但它们又很难效仿，从而得体地划开了日常生活与暴力的界限——暴力，只能通过消费和欣赏来实现，而不能为普通人所亲历。我们不可能有郭靖的幸运，而高手林立的江湖也只能从纸页上寻找。武侠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暴力特权化。只有身怀绝技的人才有权施加暴力，而沉默的大多数则只能作为观赏者存在。它将普遍存在的打斗欲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借用那些身体实现身体的暴力诉求。这将暴力锁定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里，即江湖世界上，而不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暴力只在江湖世界里自生自灭。这时，新的问题应运而生——在问明了武功来路之后，它们的去向又在哪里？那些并不存在、却日渐兴旺的江湖里，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是排泄过剩的欲望，还是为虚弱的生命进补？当江湖里的人们凭借出神入化的身体技能大打出手的时候，我们不禁发出周星驰式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