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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与真理之间
作者：启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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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杂志2003年第6期载有一短文，题为《道理与真理》。作者的大意是：真理是绝对的，道理是相对的；真理所说的都是实话，道理却具有欺骗性。为了剖析的方便，我们不妨将此文转引如下：
道理与真理一字之差，就差出一个境界层次。道理可以说是头头是道，而真理则默默无声；道理是可以人云亦云的，而真理则直通思想；道理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真理永远不是变色龙；道理可以打扮成真理，但终会露出马脚，而真理是朴素的，里里外外全是真；道理表面看来软软甜甜的，其实很容易变味，因人而异，因权而异，但是真理则无色无味，像清泉之水，是追求真理者的圣泉；道理很容易嫁给谎言，谎言大师们的道理也许是世界上最多的，而真理恰是戮穿谎言的针尖；道理很容易说者上口，听者动心，但废话、谎话、套话、官话一股脑涌来时，道理就令人生厌，而真理从来就像一位挚友，有理不凭声高，全仗肺腑之言。
转引此文，既不表示我赞同此文的看法，亦不表示我欣赏作者的才华与深刻。我之所以将此文转引下来，乃是因为我觉得，作者所谈的“道理”与“真理”之区别大有一些讲头，它不仅关涉吾人平时里的普遍误识，而且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辨析，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人类思想的深处。
上篇
道理也好，真理也好，都有一个“理”字。“理”是什么？按本义理解，就是纹理的意思。木有纹理，玉有纹理。而且“理”从玉，本身就是指玉之纹理。由纹理之义而衍生，“理”可指称世界上一切事物，于天有“天理”，于物有“物理”，于人有“事理”。而其中的“事理”，亦可叫做“道理”。可见，“道理”是就人间事物而言的。人之“理”称作“道理”，原因乃在于“道”是人世间独有的。按照鲁迅的说法，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神仙不需要路的，腾云驾雾，想到哪就可以到哪；动物也是没有路的，只会在丛林中漫无目的地觅食，同样是走到哪算到哪。
人世间之所以有道，有路（大路为道，小路为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是有自由意志的，有选择的自由。这或许是万千世界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动物没有自由意志，不懂得选择为何事，反倒无道路可供选择；而人类有选择的自由，却又时时面临着选择的艰难。可以说，道（或曰路）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其自由的限制。或可说，正是有其限制，人类的自由选择才成其为可能。
“理”既同“道”相联系，又同“真”相搭配，故而也就有了“道理”与“真理”的区别。“道理”是专就人事而言的，“真理”的用途却要广泛得多，既含人事，亦含“天理”与“物理”。1+1=2是真理，水到100℃便沸腾也是真理，但这些都不是“道理”，因为它们皆同人们的自由选择没有关系，属于“物理”或“天理”，而不属于“事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等等便是“道理”，但这些同“真理”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们皆不关涉真伪问题。
但是，不管是“道理”还是“真理”，既然都有一个“理”字，那么也就意味着二者必有关联。“理”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不论何种属性，都是需要人们去论释的，即俗语中的“讲理”。所谓“真理越辩越明”，所谓“讲道理”云云，都是强调一个“讲”字（辩也是讲）。既然“理”是“讲”出来的，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辨析“真理”与“道理”之关系，关键点就在于对于二者，我们是怎样的一种“讲”法。
“道理”为“道”之“理”，而“道”是人人都必须走的，故而“道理”亦可理解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理。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知恩图报、以礼待人等等，都是生活的常理。它既不需要学理上的论证，更无需强行的思想灌输。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会懂得些“道理”。原因在于：一、“道理”根源于人心，根源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遍人性论。二、“道理”根源于人的利益关心，根源于人性之恶。人为何要知恩图报？“道理”并不在人的高尚，而在于对人性之恶的防范。因为如果人人皆知恩不报甚或恩将仇报，那么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人再做善事了。三、“道理”基于人类长期的生活积累，属于经验主义范畴，既朴素又简单。四、“道理”由于上述特性，又决定着人们对其理解并不艰难。所谓“讲道理”，只是指出“道理”何在就可以了，至于“道理”之本身，人们是不怀疑的，因而“讲”起来也就容易得多，而且易于使人接受。五、“道理”没有深舆的学理，既可为大众所理解，亦可作为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武器，故而不会被少数人所垄断，同时也就不会被一些人用来作为愚弄大众的工具。
可是“真理”就大为不同了。人们常说：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话虽不假，但其中所表述的事实却又是耐人寻思的，即一、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常常）握有真理？二、真理如果仅仅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它通过何种渠道才能给大众带来利益？
下篇
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一直沉湎于对“真理”的崇拜，似乎只要是“真理”便是绝好的，绝对的优先，却不曾认真地想过：一、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真理”？二、作为绝对意义上的“真理”，人类是否有可能获得？三、把追求“真理”视为最高价值，是否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四、“真理”是多层面的，关涉“天理”（本体世界之“理”）、“物理”、“事理”诸多领域，如何在这诸多领域中处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所谓“真理”，重在一个“真”字，其对应面为“假”为“伪”。因而对“真理”的追求实则也就是选择正确的世界观和是非观。又由于对“真”的追求不仅仅只限于事实判断，更不是仅在“物理”世界做文章，故而对“真理”的获得并非一件易事，而且还容易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一，大千世界固然是有“真理”的，但这并不是说，客观真理就一定能够为人所认识。人类的认知能力发展到今天，固然成就辉煌，但毕竟仍是有限的。而且，此种有限性乃是伴随着人类历史之始终的。人类的认知能力再强，科学再发达，也不可能克服自己的有限性，亦不可能最终弄清楚世界的奥妙。况且情况还恰恰是，对于人类来说，有知世界与无知世界是同步发展的，其对世界的认识每深入一步，同时也是为他们自己揭示出一个新的无知世界。世界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知识去寻求无限世界的秘密，人类始终只能处在有限的此岸。
第二，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从几千年的思想史上看，并非局限于个别的“理”，而主要是整体主义的思维，寻求对整个世界的根源性解释。而且我们平时所言的“真理”，也主要是从这一方面而说的。但是就人类的认知能力而言，对个别事物之“理”可以认识，对于整个世界之“理”则是不可能认识的，道理如前文所言。然而，此种认识的局限性又不是人类自己所能认识到的（或者说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的）。因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有着一种盲目的自信，以为能够认识个别事物之“理”，就可认识整个世界之“理”。所以他们中的所谓“哲学家”或“科学家”总是喜欢将整个世界框定在他们有限的知识体系之中，从而提出一套整体性的解释模式。在此模式里，总有一些总括性的概念和总括性的定律，似乎大千世界一点也不复杂，其生成变化均不外乎他们的理论模式。而且在他们看来，他们所建构的理论模式便是世界的“真理”。很显然，这样的理论模式很难说是“真理”。几千年下来，理论模式多矣，包括哲学的、科学的甚至宗教的，然而客观实在之世界的“真理”只有一个。这“多”与“一”的差别，足以说明人们以往所言的“真理”是很成问题的。
第三，人的知性追求并不为错，其对世界的根源性理解亦无可非议。人活在世界上，对这个世界认识之，改造之，既为必然，亦为必要。但是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更是历史与文化的产物。这样多的属性又决定了他们往往将自以为认识到的“真理”用来考察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此种做法，在哲学家和政治家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些人对人类事物格外关注，也最容易将他们所认可的“真理”用来解释历史和现实中的人和事，尤其喜欢借用“真理”作为他们改造社会和营造未来的理论武器。这样在他们这里，自然事物等同于历史事物，人的主体性及历史实践的复杂性皆湮灭在他们所谓的“真理”之中。“真理”是模式化的，历史与现实也就只能是模式化的。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所认可的“真理”或许根本上就算不得真理，可想而知，用此种“真理”为理论武器来认识和改造社会，自然是不会有善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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