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致易中天先生

作者:解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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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先生:您好!
  您和于丹女士的新著《从星空到心灵》一书出版,值得祝贺。您的书,我读过几本。您的某些学术观点,我是同意的。您文史知识丰富,立论新颖,叙述生动,在学术领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一扫过去学术研究机械、庸俗的偏执倾向,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正如我在一年多前写的与您商榷的一篇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我觉得您对人性的分析与解读,是不太令人满意的。人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问题。人性的善与恶更是一个千古之谜。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名流大家在这一迷宫中探索、寻求,企图解开这个深不可测的奥秘。您最近与于丹对话谈“君子”时说的一段话,我觉得有必要做点驳正。因为您把“君子”、“小人”的道德评价作了根本的否定。您说:“我们中国道德评价有个很坏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善与恶。其实君子与小人,都处于中间地带。两端是什么呢?是圣人,圣人的等级比君子高。最低的那一端,是恶人。大量的是中间地带的普通人、寻常人。”
  首先,您关于人的概念有些混乱。人类中大量存在的是中间地带的普通人、寻常人的看法并不错。不过,这只是从人类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看问题而界定的概念。从哲学的观点看,普通人、寻常人却是一个“中性词”。所谓普通寻常,是指他们不显赫,不腾达,不出类,不拔萃;他们事业平平、权位平平、资产平平、智慧才能或者也平平。与拥有权力的高官、拥有巨富的大贾、拥有声誉的能人不同,他们属于平民阶层,只是一个阶层。但这与人的善恶好坏没有关系。普通人寻常人中有好人(多数,不好不坏的人,基本上是好人,他们不危害社会,不违法犯罪),也有坏人(少数);高官、大贾、能人中有坏人,也有好人。您的“中间地带说”存在着一个悖论:您既承认有圣人与恶人,却又不承认有好人与坏人。其实圣人和恶人,也就是好人和坏人。只不过圣人是好人中最好的人,如耶稣、甘地、尧舜孔孟(极少数);恶人是坏人中更坏的人,如希特勒、东条英机、埃斯科瓦尔、黑手党教父(为数也不是很多)。如果依据您的理论,不按中国道德评价(其实外国也是这样评价的),不分善与恶,不分好人与坏人,那么,土匪、海盗、贩毒分子、地痞流氓、汉奸国贼、暴君佞臣、贪官污吏、谋财害命者、杀人放火者、盗窃犯、诈骗犯、强奸犯……我们应该把他们归为哪一类呢?《现代汉语词典》“坏人”词条说,坏人即品质恶劣的人、坏分子。而坏分子指的就是我上面所列的那些人。我想,您不会同意他们是普通人、寻常人的(这正是您把名词搞混淆的地方)。如果把他们算作“最低一端”的恶人(《现代汉语词典》:恶人就是坏人),那么,慈善家、清官、拾金不昧者、见义勇为者、慷慨解囊者、抢险献身者……算作“最高一端”的圣人吗?如果作圣人不够格,算不上,他们算不算好人呢?我想,用好人这一名词冠于他们头上还是比较准确恰当的。
  我们中国的道德评价把人分成好人与坏人,不但不是最坏的东西,恰恰相反,是一种科学合理的定性分析。人的好坏由其思想行为表现和情节性质所决定。一位欧洲作家说过:“人是杂色的。”人虽然不可能纯白,也不可能纯黑,但大体上可以根据其黑白不同的程度分一个好坏善恶。清人张潮说过:“何谓善人?无损于世者,则谓之善人;何谓恶人?有害于世者,则谓之恶人。”怎么能说这种道德评价是最坏的东西呢?没有这种道德评价和判断,社会岂不乱套了吗?
  现在,我们回到人性问题上来。人性问题,远非您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人性既善又恶的二元结构,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会起着潜在的作用。人,正是因为体悟到自身的复杂性,如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才感到只有不断发展经济、文化、教育、政治,提高生活、道德水平,完善社会制度,方能逐步解决人的善恶问题。好的社会制度对人性恶的一面可以起到钳制、抑制的作用,但很难消灭。您在《品人录》一书中说:历朝历代皇权统治的腐败,“断非个人的原因得以解释的。而是当时的制度已到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正是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苟安耽乐……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您在这段话中讲的“制度出了问题”,当然没有错。几千年的君主封建、专制独裁,哪可能是什么好制度呢?但皇帝的或仁或暴,辅官的或优或劣,对延缓或加速他们的统治,对老百姓的压迫或重或轻,也绝不是毫无干系的。帝王个人品质的好坏,对国家和社会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即使现代社会比较好的民主制度,人们选举领导人也抱定宗旨,即选君子而不选小人。
  1800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派的杰弗逊和伯尔得票相等。究竟谁当总统,需在国会众议院以州为单位进行二次投票。由于联邦派的人恨杰弗逊胜过恨伯尔,故投票给伯尔。杰弗逊在三十五次投票中都未获得过半数,形成僵局。最后汉密尔顿运用自己的威望影响联邦派的几个州,放弃对伯尔的支持,使杰弗逊当选总统。汉密尔顿在解释他的行为时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必须恨谁的话,那就是杰弗逊。但是公众的利益必须超过个人恩怨。”因为在他看来,杰弗逊还算是正人君子,而伯尔则是危险的小人。1804年伯尔谋求总统候选人未果,谋求州长又失败。他恼羞成怒,借故寻衅,要与汉密尔顿进行决斗。决斗中,汉密尔顿被伯尔杀死。
  我们在为汉密尔顿惋惜时,不得不想到伯尔的为人。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当不上总统,乃至选不上州长,仅仅汉密尔顿一人反对就行吗?
  这封信写得够长了,我一直困惑不解和深感遗憾的是,您是一个才华卓越、聪明过人的人,不知为什么却坚持不分君子与小人、好人与坏人这个无法成立的逻辑,以您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水平,不会对老百姓皆心知肚明的浅显道理佯装不晓故作艰深的。如果您觉得确实真理在握,而不是意在避讳,我希望您能拿出比较充分的论据来以开茅塞,说服我这样懵懂的人。
  匆此恭请
  大安!
  解正中
  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