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作者：吴茂华
字体： 【大 中 小】
有一次我和一位文化人聊天，话题涉及宗教信仰问题。他告诉我他的女儿在美国读大学，刚信仰基督教，这使他及家人不快。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历来是拜祖宗敬父母，如今女儿去崇拜上帝，把家国父母置于何地？中国人何须要去信这个洋教！我知道他的话在国人中相当具有代表性，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一种实用伦理，历来缺少宗教意识中终极关怀的因子，“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是其基本态度。所以即使是有修养的文化人，宗教大多在他们精神维度之外。那么，怎样看待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特别是在知识文化人心目中它是怎样的地位？国人为什么把发源于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基督教称为“洋教”？
近读《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杨天宏著）一书，其中作者用大量的史料论据，记载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非基督教运动”，简称“非基运动”。这场文化冲突前后历时五年有余，不仅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引领向极端主义威权专制的道路，更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结构甚至一般国人文化心理和倾向影响深远。“宗教就是迷信”、“宗教违反科学精神”、“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等耳熟能详的口号，以及许多非难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谬责误会都其来有自，与这场妖魔化基督教的运动密不可分。而在宗教信仰自由被世界文明国家普遍遵奉，也被写进中国宪法得以承认的今天，中国社会文化与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国家民族日益增进交流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用更加开放的眼光，更加理性的思维，将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那一场“非基”事件、特别是知识文化人对宗教信仰的言论和态度重新检视一番，以作为今人的镜鉴。
新文化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除旧布新、破除偶像，倡导理性的思维与科学精神是当时主流思潮。而有关宗教的讨论也在那时兴起，几乎和新文化运动同步发生。众所周知，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鸦片战争后借着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依附在与中国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里，骑在炮弹上飞来的。如此一来，就注定了它在中国民族心理上激起屈辱对抗之感的命运。天时不利，人亦不和，自晚清以来，反洋教意识深植于国人心中。
到民国初期，基督教在中国正式传教已有六十多年，西方国家派来的传教士及建立的教会遍布全国各地。基督教对中国城市乡村影响日隆，引起许多知识分子如蔡元培等深为不满。面对愚弱蒙昧的国民，他有感于他们只有多神教的迷信，而无真正信仰精神，认为这是国人精神之结构性的缺失。1917年，蔡元培著文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以为人在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愉悦时，精神升华中激发出“善”的因子，所以美育可以陶冶情感性灵，有积极正面价值。胡适也是取代论的赞同者，不过他提出的是以传统文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代替宗教的灵魂不朽。但影响最大的还是蔡元培的文章，他的这一“取代论”很合五四新知识分子的胃口，以此否定宗教特别是传播已很广泛的基督教。然蔡先生的论点引起基督教知识分子刘伯明的异议和反驳，刘认为美育固然可以成为培养性灵的教育方式之一，但它不能代替宗教重塑人的内在生命。因为美是极为复杂的东西，并不必然包含有善，审美对象如美术、文学作品，其精神内核往往并不纯粹，艺术创作的源头更多来自人的情感欲望层面，而情欲就可能含有低下、恶劣的东西，许多艺术作品乃“恶之花”是也。所以艺术是移情，是“满足欲望的暂时替代品”，它不具有宗教信仰至善的绝对价值。
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有较大影响的社团。发起人王光祈、李大钊、曾琦等聚集了一大批知识精英文化人，“研究学术，评论社会，鼓吹青年”是其宗旨。他们在《少年中国》连出三期专刊，率先发起讨论宗教问题。刊出的二十多篇文章中对宗教多持批评态度。其中以王星拱、李石曾为代表的文章尖锐抨击宗教的神秘主义，认为宗教代表了蒙昧、落后状态，只有原始人需要它，而对现代人而言，需要的是科学和理智，不能盲目迷信宗教。他们指责宗教企图“以原始人之石器，而代我今世之利器，其愚诚不可及”，在他们的笔下，宗教是愚昧迷信、有害无益的代名词。另一博物学者周太玄更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在一篇《宗教与人类之将来》的文章中以预言家的口气说道：“人不是宗教动物，人类的将来是无宗教。”他不仅替中国人，而且不容置疑地推翻了全人类的宗教信仰。在《少年中国》上撰文的还有后来成为非基运动中坚人物的吴稚晖，他根本否认宗教信仰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存在，认为宗教乃妄想妄断者所造，应当“开除上帝的名额”，并怒不可遏声言：“果有上帝，吾必露体而骂之曰：恶徒！”又说“美学、文学、宗教等情感学，是一痴愚盲目的女性”！贬斥宗教，连其左邻右舍都一棍子打过去的态度，可谓比那位说“上帝死了”的尼采还要决绝而不留余地，吴稚晖反教的姿态比任何人都更激昂，霸道得吓人。
由近代西方传来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虽时间不长，但在当时许多受现代教育的知识文化人中已是深入人心，被视为绝对唯一的科学真理，并被作为武器批评对抗宗教。“战斗的无神论者”恽代英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我的宗教观》、《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等檄文，他的思想明显来自于费尔巴哈对宗教的论述，认为宗教源于人对大自然的恐惧、无知，是人的需要创造了上帝这个想象之物。他说：“我们既学了点宇宙进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创世传说，我们既经学了点生物进化，自然不能相信宗教创造人类传说。”接着他毫不犹豫地抹掉宗教信仰的存在价值，断然说道：“今日已成宗教的末日，宗教已成过去之物！”有意思的是他说自己对生物进化、宇宙演变这样的科学之谜只是“学了点”，乃至于在另外的文章中他也实事求是地说“我的文章实在有些大胆，不自揣量，我既未十分研究宗教学，更于基督教义所知很少”。其实在《少年中国》上撰文批评宗教和后来在非基运动中领风骚的知识人中，大都是像恽代英这样的学文史或研究政治的学者，对现代自然科学略知皮毛，对基督教教义亦是稍有涉猎，而对于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加之人心的拯救功能一概视而不见。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致激烈反教。就此不难看出，反教人士声称用科学反对宗教，但其中许多非理性言论态度是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的。
在这场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大哲学家罗素的参与。当时罗素正在中国，他在讲演中声称中国有史以来还没有产生“和欧洲一样险毒的宗教”，并且希望中国保持这种没有宗教的文化。罗素的讲演词刊出后，得到许多知识界反教人士的拥护追捧。
《少年中国》发起对宗教特别是对基督教的评论，广泛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强烈关注，当时的《中国青年》、《觉悟》、《学衡》、《广州时报》、《民国日报》等纷纷载文响应，很快在全国各主要大城市形成一次批判宗教文化的高潮。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北大学生走上街头反对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将德国在山东权益私相授予日本，这激起国人强烈的民族耻辱感及亡国意识。加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知识分子普遍开始“左”倾化。从俄国传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观点，指斥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本质的理论，对中国人也有很大的启发和认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家本位、民族至上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趋势。反帝思潮浸透国人心灵，基督教被指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先锋、基督教会被直接等同于帝国主义的说法迅速深入社会人心。在此形势下，前一时期在《少年中国》上由知识分子发起、个人自由参与的宗教学理讨论，逐渐转化为政党幕后推动、越来越政治化的状态，将要引起大规模运动乃不可逆转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