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从东洋到西洋
作者：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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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留学史上，丁文江是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位，他的留学横跨东西，历时九年，其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充满变数，有心栽花的失落与无意插柳的收获相随相伴，让人领略“条条大道通罗马”的精彩。他不仅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创始人，古生物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重镇之一，他被后人誉为“中国的赫胥黎”，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通才，一位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所有这些，与他早年的留学生涯是分不开的，那是丁文江的天赋与异域环境。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知识”与“情感”积极互动的结果。他有一段著名的理论：情感完全由于天赋，而发展全靠环境，知识大半得之后天，而原动力仍在遗传，“情感譬如是长江大河的水，天性是江河源头，环境是江河的地形，情感随天性环境发展，正如江河从源头随地形下流，知识是利用水力的工作，防止水患的堤岸，根本讲起来也是离不开地形的”。那么，异域的“环境”和“地形”究竟给了丁江文什么样的塑造？
1902年春丁文江负笈东瀛时，年方十五。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这是一个在父母膝下撒娇、备受呵护的年龄。同样，在素有“父母在，不远游”祖训的古代中国，这更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唯有在那个西力东渐、风雷激荡、一切逸出常规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丁文江的留日之举，由他的恩师龙璋一手促成。龙璋何许人？丁文江的出生地泰兴县的父母官，是一位思想开明、胆识过人的维新派官员。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的性格：郭嵩焘出使归来，被乡人视为汉奸，房子被烧，胆小怕事的人避之唯恐不及，龙璋却专程去拜访，相谈甚欢，被郭引为知己。1901年，丁文江准备投考上海的南洋公学，须经地方官保送，于是就有知县面试这一幕。龙璋定的论题是《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下笔迅捷，议论豪畅。龙知县大为诧异，许为国器，收为弟子，他劝丁文江不去上海，而去日本。当时留学之风尚处萌芽，世人受根深蒂固“华尊夷卑”观念的影响，对于异域的想象，尚停留在荒诞不经的阶段，而在滨江偏邑、风气闭塞的泰兴，就更可想而知了。丁文江欲留学日本的事一传开，就遭到亲友们的反对，老父亲也十分犹豫，龙璋便以父母官和恩师的双重力量加以开导，甚至连丁文江的赴日监护人的事宜，都作了妥善的安排，终于说服了丁老先生，举债以成其行。胡适认为龙璋先生对丁文江一生最大的造就，是他劝丁家父兄送丁文江到日本求学。丁文江自己也说：“他若不遇见龙先生，他一生的历史或者完全不同，至少不能够那样早出洋留学。”对于龙先生的知遇之恩，丁文江终生感念。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感应，就在去世前一个月，也就是煤气中毒的前三天，丁文江徒步登上海拔一千多米的衡山，拜谒龙研仙先生纪念亭，作怀师诗两首：“十五初来拜我师，为文试论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当年不自知。”“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
然而，或许会让他的恩师感到意外，丁文江在日本住了两年，并没有进正式的学校读书。他的好友汤中这样回忆：
当时在君只有十八岁（实际应为十六岁），和我同住在神田区的一个下宿屋，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1904年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浙江留学生之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悌生（永建）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荣宝）先生，后来轮到在君担任。在君的文章也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在君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威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
这段文字生动地勾画了丁文江留日生活的状态，那是一个激进革命少年的形象。值得说明的是，这种名不副实的“留学”在当时留日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清末的东瀛，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和地理位置，成了现代中国革命运动的大本营，留学生们无心读书，有心救国，整天忙于集会、讲演、办报办刊、写文章。年纪轻轻的丁文江，自然无法避免时代潮流的裹挟，尽管如此，仍显示出一种少年老成的性格，他主编的《江苏》杂志，虽然主流倾向共和，主张排满革命，但也经常刊登不同观点的文章，包容各种主张。而对改良派的报刊，他也不排斥，比如到东京不久，他就成了梁启超主编的改良派刊物《新民丛报》的忠实读者，每期必读，读完后还寄给远在家乡的大哥。丁文江不过激、不狂热的性格由此可见一端。
丁文江在日本没进正式学校，另有一个重要原因。他对军事很感兴趣，周围的朋友不少都习军事，如史久光、蒋百里、蔡锷、朱先志、翁之谷，他们大多进了日本的士官学校，对他的影响是显然的。这从丁文江学骑马这件事也可看出，后来他这样回忆在日本学骑马的情形：
我十几岁在日本的时候，就到体育会学骑马。教授站在场子中间，拿一根长绳子拴住马，再拿一根很长的鞭子，把马打了转圈子跑。初学时，马跑得慢，以后逐渐地加快。等到练习了许多时，马跑快了也掉不下来，教授就叫你把脚蹬去了骑。再等几天，不但脚蹬去了，缰绳也得放下，两只手先交叉在前胸，再交叉在后背，单靠着两条脚夹住马背。我起初的时候进步得很快，但是到了把脚蹬去了的时候，就常常要摔下来。等到把缰绳放下，一两分钟之内一定躺在地下。学来学去，一点进步没有，一失望就不再学了。
然而出于对革命派扩充军事力量的惧怕，清政府与日本当局达成默契，作出一条规定：凡自费生不得学军事。丁文江是自费留学生，学军事的梦想成泡影。丁文江后来赴英国留学，最初也是抱着习海军的志愿，可惜也没实现。尽管如此，丁文江对军事的兴趣终身未减，从他日后写下的不少涉及军事的评论文章中，可以领略他战略家的眼光和十分内行的军情分析。丁文江的一大理想，就是在中国创办一所现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丁文江经常向朋友津津乐道一件事：民国十四年孙传芳请他出山当淞沪总办，两人这样对话：
孙馨远说：丁先生，请你想想，你在哪一个方面可以帮我顶多的忙？
我说：我早已想过了。
孙问：哪一个方面？
我说：我曾想过，这时候中国顶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的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二十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他教育至少落后二十年。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都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不会读！所以我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我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校长。
孙馨远听了大笑。他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
他说了又大笑。他当我说的是笑话！
从这番谈话中，也可看出丁文江对军事的热爱和超前的目光，可惜这一志向终身未竟，这些都是后话。
丁文江在东瀛不务正业的“游学”，与后来在英国刻苦攻读、潜心学问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作为后人，我们现在看得比较清楚：日本并不是丁文江理想的求学之地，丁文江的个性气质与东瀛岛国文化风土与环境并不对路。事实上两年的留日生活在他身上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记，将他与留日诸公作比较，其精神气质上的差异是一望而知的。从这个角度看，丁文江后来离开日本，远走英伦，有他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