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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交：南开鼻祖严修与袁世凯
作者：秦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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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洪宪皇帝袁世凯临终之际念念不忘的人，有如下几个：他最不肯原谅的是杨度和袁克定，他最感对不住的是严修和张一麟。
严修与张一麟，恰是洪宪前后反对袁氏帝制最有力的两个人。
相传中华帝国洪宪元年（1916）一月十五日，也就是离袁世凯生命结束倒计时不到半年，政事堂颁布了一道命令，号召全国人民要“崇尚节俭”、“防微杜渐”，停止各省例供及年节寿朝，免得官家习于奢靡，导致中唐天宝年间“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的安史之乱复现于今日。刘禺生在《洪宪叙事诗本末簿注》中记载，严修闻得袁氏这一举措之后，幽幽地说了如下一段冷笑话：
袁四弟可以誵李三郎矣，决不得闻《雨淋铃》曲也。吾子（按，指当时的典制局长吴廷燮）宜将此事载诸史策，垂于后世，马伯通手笔最宜此种文字，谋彼记载，必有至文。
《雨淋铃》曲，即天宝之乱中唐明皇一路狼狈，狂奔“幸蜀”（今重庆地区），在上亭驿雨夜听见铃声，以问黄潘绰曰：“似谓三郎郎当。”因此，命乐工张徽谱其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名篇《长恨歌》中所谓“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指马嵬坡兵变之后，唐明皇怀念被赐死的杨贵妃，是之谓矣。又，罗隐有诗“山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想《雨淋铃》”可作旁证。马伯通即马其昶（1855-1930），桐城文派的殿军人物，光绪年间曾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此际正担任清史馆总纂，撰有《清史稿》光、宣列传，并修订文苑传等，宜乎严修有此调侃。
这个到了此时此刻还能潇洒无羁、称“袁皇帝”为“袁四弟”的严修，到底何许人也？
严修（1860-1929），字笵孙，出生于天津，其先世是浙江慈溪人，祖业盐商，据说乃东汉高隐于富春江畔的光武帝的布衣之交严子陵的后裔。1883年严修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94-1897年间出任贵州学政，督学黔中有令名，其行部所在，勉士子读书，又变通书院旧法，主张中西并举，启黔省一代读书新风，被喻为贵州二百年未有之“文宗”。后在请设经济特科的问题上，严修为朝臣所忌，遂请假返回天津家居。两年后（1900），适逢发生义和团之乱，严修认为，“民智未开”、百姓“不学”是导致此祸的根由，从此致力于民间教育、兴办私学。虽然在袁世凯执掌北洋期间，严修又曾短暂出仕，但作为“南开鼻祖”的笵孙先生慨出私产办学（南开中学与大学均由先生出资或集资手创，从严氏家塾扩大而来），协助张伯苓筚路蓝缕惨淡经营，无疑更加令其名远扬，也更加让人尊敬。
论及严修与袁世凯之间的交往，其友情中举动最著名者，当然是洪宪帝制议起严修即“急入都与（袁）争”，“为大局弭乱源，为故人尽忠告”，不被见听就从此“绝迹于北海”，不复露面，算是一种含蓄的断交，直到袁氏殒命，方才前往吊丧，一哭旧友并主持后事。此外，严修生平待袁另一件豪举，不可不提。这就是辛亥元年袁世凯被迫下野，严修“本为衰朝惜异才”，曾独力上书保奏，与权臣力争，“不以荣瘁异致”，事虽不成，而仍亲赴车站躬送袁还乡，自己亦于一年之后告病返津。这些均可谓不计荣辱，惟修令德，风仪足可师范。
严修生性“外宽厚而内精明”，不是一个自恋的人，平生著述除数百首诗歌得以保存外，散失较多，唯独垂四十年之久的手书日记，却大体完好保存。我们不妨从中一窥严、袁交往的始末与细节。
1898年6月17日《严修日记》有载：“晓侵乘车赴小站……至小营盘晤菊哥畅谈。晤袁慰廷观察畅谈。”慰廷是袁世凯的表字，这是严、袁订交的最早纪录。此时的严修，刚刚从贵州学政任上卸差不久，因上奏请设“经济特科”得罪了他的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绝其通谒。严修挂名编修而无事可为，遂请假回到原籍天津。所谓菊哥，即严修、袁世凯二人共同的终生好友徐世昌，徐号菊人，严修信草中多称其为“菊哥”或“鞠哥”，显得十分亲热。6月21日严修在徐世昌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小站练兵的成就。他很是赞叹袁世凯的能干：“先步队，次马队，整齐娴熟，无以复加。”
不过在接下来的六年当中，严修一心一意忙于民间办学，袁世凯全力以赴忙于仕途发达，虽然他们俩与徐世昌之间的亲密私谊依然保持（例如“菊哥”徐世昌频频出现于严修日记当中：1898年7月31日要求徐来京一定要住在自己家里；1899年4月24日与徐“作终日之聚”；1900年春一同合影留念等），但严、袁之间似乎没有太多直接的交道。直到1904年他们才有了进一步的“亲密接触”：已经继李鸿章之后荣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提倡新学，力邀严修担任直隶学校司督办，而持重的严修要求“缓期一年”再就任，为的是先行赴日考察学政。在袁世凯的坚持之下，严修终于让步，答应先就职、后出洋。
这一次赴日期间严修认识了日后洪宪帝制的红人杨度，“于清风亭聚会”，但似乎严对杨印象不佳。严修认为这些留日学生擅发议论，提出所谓“中国政法当改良”的问题乃是“人人皆知”的大路话，如果深入探讨，“试问何以改”，他们则“无以对也”，没有什么可行性方略可供参考。严修认为，单纯指责而无策建树的作法有些轻飘浮滑，“非惟不恕，曾何济乎”，于德性于事务，都不行的。
不过，后来在对待袁世凯下野的问题上，严修和杨度态度倒很一致：宣统元年，具体西历计时是1909年1月2日，袁世凯在仕途栽了跟头，被以“足疾”开缺，灰溜溜赶回河南老家，严修和杨度都是不多几个亲自到车站给袁送行的人。此前，任学部侍郎的严修，更是满朝文武中唯一上疏试图保住袁世凯外务部尚书一职的人，疏中有“进退大臣，应明示功罪，不宜轻于斥弃”的主张。
此事过去多年、袁世凯也已经谢世十年以后，1926年，因为当初有此疏救项城勇于赴义的举动，年逾耳顺的严修被朋友誉为杜甫、房琯、太白、汾阳一流人物。他作诗重新忆及此事，自明心迹，以为无非是“素知其（指袁）智略，缓急有足恃”，为国谋事，无关私谊。严修诗中又可惜袁世凯晚年的一系列不智举措，难免“几番铸错事同哀”的无奈与惋惜。
至于严修本人因挽袁请命事件的连累，以致托病辞职，其实是一年以后（1910年4月13日）的事情，似乎和这一期间把持朝政的载沣怀恨严修与袁世凯的亲密关系，因而有意刁难有关（参见《严修日记》1909年8月13日）。于是严修再度选择回到天津原籍，重新致力于民间办学。
在袁世凯下野的长达三年的日子里，严、袁两人的交往似乎最见厚道和温暖。例如《严修日记》1909年9月29日载，他托袁克定带给袁世凯的除信件之外还有礼物，“豹皮坐褥一对，香胰两匣，官燕、普茶、蜜饯等物，以为寿礼，且报其施”；1910年9月5日寄信之外，严又赠袁“画镜，会典，《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胜芳稻米”；1911年10月7日则明言“写寄项城贺寿信”，又“送无量寿佛经、成亲王字轴”。据此看来，以上两次馈赠，应该也是属于祝寿之仪。
1910年2月13日，严修更曾在南下途中顺道访友，亲过彰德探望袁世凯。袁世凯也表现得特别富有人情味，先是“派厨丁送来烹饪，小碟四、大盘八、大碗四，肴馔可口，淇鲫尤美”。按，袁世凯一个重要的饮食习惯就是性喜食鱼，其家乡特产之一就是“淇泉鲫”：“淇水之源有一泉，产巨鲫，身扁数寸，名淇鲫，肥美胜于黑冈口赤尾河鲤。”袁氏当国时期，“卫辉县令每日令人捞取，贮泉水于大木桶中，由火车运京”，大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派头。“淇泉鲫”看来的确名不虚传，严修一吃之下，也很喜欢。饭后，袁世凯“遣四车来接”。严修一行到了洹上村，“宫保（即袁）出见，谈甚畅”。袁世凯并亲自引导严修等人遍游养寿园内乐静楼、红叶馆、杏花村、五柳草堂等风景，“每至一处，辄坐憩茶话”。然后严修等人又自游了北关的钟鼓楼、天宁寺等名胜。晚上七点回到袁宅，袁世凯与袁克定亲自陪饭，饭后又与严修“畅谈不休”，十一点后方始“散归”。第二天（正月初五，2月14日），严修由彰德前往郑州，不仅袁克定早来送行，“候开车乃去”，袁世凯本人则“派差官以柬来送，并送车票”。严修告之自己已经购票，差官受袁之命，执意定要严修等人退票，由袁方购买，“争让许久”，最后严修“不得已受之”。袁世凯的处事接物，的确有细腻周到、大方客气为他人不及者！难怪严修要感叹：“项城之情意周至，不唯可感，亦可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