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病人韩爱姐

作者:石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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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中国湘、桂边界大山中瑶族中花瑶的一支的居住地做过一段逗留。那里的女孩三、四岁起就在家中年长女性指教下学编结花边,稍长便由祖母手把手教着纺线、染线、织布,布织成后就在上面绣花,这时的女孩多已长到七、八岁了。开始,这些女孩喜欢扎堆绣花,嘻嘻哈哈,不时还疯一会儿。但渐渐,女孩就会只和一、二知心手帕交一起说着悄悄话做女红,甚至独自静静绣花;再大点,大约十三、四岁,她们会请家里的嫂嫂或邻居中长得漂亮又婚姻美满的年轻女性去看她们的作品,听取意见。原来这里的女性的筒裙都是自家染织的靛蓝粗布做的,区别在于婚前穿的筒裙上只缀有数条花边,婚后穿的筒裙却是满裙绣花,而后者的裙子从纺线织布到绣完缝好都须其本人亲手完成,所以这些女子在七、八岁就要开始做嫁衣了。从一个女子筒裙上的花样多半可以判断这女子的性情、灵气和聪慧,错不到哪里的。由于做这样的满裙绣花很耗时,一个女子出嫁时这种筒裙的数量也往往是女子德行的说明。稍长,对爱情有了萌动,就不再把绣筒裙当游戏,而是春心欲与春花竞相争发而又不能张扬时的一种替代和寄托。对未来的期望都会被她们化为精心设计的花样,所以她们轻易不愿将自己的作业示于人,总要尽量保密。女儿绣筒裙的过程也是酝酿梦想的浪漫过程,而阿姐、阿妈们在指导她们女红的同时,也传授她们基本的妇人知识,帮助她们不自觉地完成了成年仪式,送她们来到婚姻门口。
  想到这段往事是因为看到《金瓶梅》里的韩爱姐,为她的身世好心痛。韩爱姐在该书中的篇幅不多,第三十七回(《冯妈妈说嫁韩爱姐西门庆包占王六儿》)她首次进入读者的视野,连个五官也没让人看清(作者只用“生的一表人物”几个字虚虚带过)。再出场是在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逢旧识韩爱姐翠馆遇情郎》),昔日青涩的小女生已俨然一个成熟小妇人样,从做背景道具而成为一段故事的主角,与陈经济爱得死去活来。第一百回交代她为爱人守节毁容,出家为尼,冷清地死去。在这本书里看到太多不伦、无情,待到结尾处看到这么一个痴情到理想主义的人,不能不觉得意外,对她的痛惜也特别深刻。出生在端午日的韩爱姐是父母的独生女,继承了母亲的美貌,又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基本的读读写写,应该说她要比当时一般的小户人家的女儿更加出色些。她本应像大多平民家的女孩儿一样被父母小心地呵护教导;到了成年,父母会仔细挑选合适的人家,珍惜地把她交到那个年轻人手上,满心祝福他们。但她因为父母无良,没有这种幸运。
  韩爱姐的父亲名道国,是西门庆在狮子街绒线铺的伙计,出生于一个破落户,“其人性本飘虚,言过其实,巧于辞色,善于言谈。许人钱,如捉影扑风;骗人财,如探囊取物”(见该书第三十三回《陈经济失钥罚唱韩道国纵妇争风》)。这人借着西门庆做大树装腔作势唬人,还要拽文吊句,酸臭得极致。更不堪的是这男人没有半点血性,为了讨好权势,蝇头小利,居然为自己老婆拉皮条。韩爱姐的母亲名王六儿,心眼儿活,模样儿俏,身段儿美,和韩道国这么一个衰男人做了十几年夫妻而不疯掉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化解:变得和这个男人一样无耻、无良。西门庆要和东京权势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就命韩氏夫妇把年方十五岁、出落得花样的独生女爱姐进贡到东京蔡京府上的大管家翟谦做二房。明知韩爱姐是去给一个年纪比她父亲还大的老男人做填房,功能是做生儿子的工具,(“此是东京蔡太爷府里大管家翟爹,要做二房,图生长……”这是西门庆托人给韩氏夫妻传的话,见第三十七回),却一些也不犹豫,还要乘机捞点油水(“即使大爹可怜见,孩儿也是有造化的。但只是家寒,没些备办。”这是韩氏夫妇托人捎给西门庆的回应)。他们痛快承应把女儿送给西门庆作巴结翟谦的工具,还小施买一送一的营销伎俩——西门庆来看人说项的时候,做丈夫的应付一番借故闪开,让做妻子的使出解数,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以此作为能保证日后得其庇护的投资。然后的事就像牲口买卖一样,先把爱姐送到西门家让那边请裁缝给她做了些衣服,又让那边出了半副嫁妆(连个整副都不肯出),择个日子送上东京去了。爱姐就这样草草出嫁了。
  
  二
  
  欧美的女孩子甚至在幼儿园就开始做婚礼的梦了,中国的时尚女孩到了怀春的年纪,虽然不见得马上就公开交男友,也会邀着闺中好友去拍婚纱照。这种懵懵懂懂时分,对她们来说穿什么婚纱往往比新郎是谁更重要。真要举行婚礼了,女方也往往比男方更起劲,伙同一帮手帕交出谋划策,争相在婚礼设计上出创意,兴花头,把婚庆公司、婚纱摄影师折磨得焦头烂额。我想女性重婚礼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女性天性关注自己与他人关系,而旧时代女人的主要角色是在家庭中,在娘家没有什么悬念了,而出嫁就意味着将要进入另一个人际关系网,令人觉得有些惆怅,但也有些挑战,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婚礼是告别少女进入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所以女孩会对这个标示人生重大转折的仪式有许多好奇,许多希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的生活舞台一向小于男性的,婚姻对于女性意义重大,家庭几乎是她的全部(男人有功名可以追求,有事业可以拼打,利比多的麻烦可以借此光明正大作一番消解,生活舞台也因此丰富多彩,家庭于男性往往只是他人生的一个区域),所以她需要这么一个仪式帮助心理上的转变和适应。再则,大多文明里,女子社会活动相对男子的要局限,习俗对女子的行为也多些约束,而婚礼还算得上女性生活中的社交大事,对新娘而言也可能是一生中唯一能恣意展现自己美丽、成为事件主角和焦点的机会,还能公开合理在技术上与异性调情,与从此难以再有的自由高调告别。
  作为女儿的父母,一般来说,也会对其婚事十分慎重,仔细挑选在可能范围内条件最佳的匹配青年,还会精心为其准备嫁妆,并设下一个预备期——订婚。订婚这个节目所以重要,至今未被在快节奏驱赶得用兴奋剂减少睡眠时间、用汉堡和微波炉节省烹饪工艺的现代人省略,很大程度上是对人生还保留一丝敬畏、对生命还怀有一分尊重。我的外祖母是上个世纪初嫁给我外祖父的,她结婚时着的嫁衣是一条特制大红百褶长裙,穿过那一次后就一直放在箱底。她去世多年后,那条红裙仍然安安静静躺在箱底,我的母亲每年会往箱内放进新的樟脑丸,即使文革中那么多变故也没让它丢失。我曾见过那条裙子一次,那精美的刺绣图案和压住裙折的细密针脚让我惊叹,父母为她定制的美丽嫁衣编制了多少慈爱,她生前一定多次悄悄拿出这件嫁衣看过,于她这是一份珍贵亲情的符号,是和天真女儿时代的联系,还是她成熟为妇人途中的信心支持。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女人来说,婚礼的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文革间大部分中国的新娘都和不是新娘的女人一样穿绿色或蓝色的上衣,不过衣服是新的而已。婚礼仪式上来宾和新人一起背毛泽东语录,赠新人以毛泽东像章或毛泽东选集,同唱《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粗糙简陋的形势,也暴露出那个时代里对人性的漠视简慢,以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影楼恢复拍婚纱照的业务后,很多眼角已生皱纹、体态日渐丰满的中年女人不惜冒着会被误认为是再婚夫妇的窘迫也要拉着小肚腩始现、发际线后移的中年丈夫去补拍婚纱照,才能多少找回点心理平衡。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婚礼所以这样让准新娘和其父母兴奋,还因为它就此拉开一段新的关系和生命演变。大多文明里,传统的婚姻缔结意味着一个女人进入一个男人家庭。对这个女人来说,她不仅要与一个男人开始性的生活,还要担负养育后代的责任,同时还要发展与这个新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关系。无论当事人有何种经历、对即将进入的婚姻抱何种态度,只要不是存心诈骗或完全被迫,多多少少都会对婚姻有些期许展望,有些好奇也有些激动,女性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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