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为民族唤魂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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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的生存之道，一直是民族－国家间激烈竞争对每一个民族提出的严肃问题。在民族究竟依靠什么才足以在这种竞争中占据优势的深沉追问中，需要的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灵魂深处的根脉深明于心。做大做强民族的硬实力与软实力，绝对是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全球化时代，一个躁动不安的民族，不知道在民族的特殊性与全球的普世性之间如何决断，无力安顿躁动的魂灵，那就永远也无法寻找到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法宝。
革命导致灵魂躁动，对峙凸显失魂落魄
众所周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由五次重大的社会政治革命造就而成。1640年的英国革命催生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按照英国著名的“左”派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以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机制、暴力工具四大支柱支撑起来的现代体制与西方传统发生历史性的断裂，造就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西方传统社会的现代结构。原来建立在封建主义、农业社会、分散状态和古典文化基础上的传统国家彻底丧失了它存在的理由。自此，任何一个国家都被纳入到全球化的国家体系之中。凡是那些足以寻找到民族－国家发展稳定之道的国度，逐渐成为主宰世界的力量，而那些总是徘徊在由英国人开创的现代之路外围，并且长期处于国内政治经济欠稳定、国际关系欠实在的状况之中的国家，成为被动挨打的国家。这就是当年毛泽东一句话总结的世界格局——“落后就要挨打”。
正是沿着英国开启的现代大门，美国人、法国人紧随其后，发动了旨在振兴国家，使自己民族走上现代轨道的社会政治革命。1775年后美国人将英国人的治国之道创造性地移植到自己的国土上面，建立起工业强国、宪政立国、多元支撑的典型现代国家。1789年，法国人将革命的旗帜首先插上巴士底狱，并以革命的气质书写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理念，使之成为现代的普遍信念。1917年落后的俄国在列宁的直接带领下，开创了世界范围内落后国家跳跃性地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行列的新型道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创造性地争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沿着五次具有示范意义的革命轨迹，全世界在二十世界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族革命浪潮，就此将全球带入了一个彻底脱离农业社会的工业社会新时代。
可见，革命是现代国家的催生素。但是，现代革命在不同国家发生的走向与结果却大相径庭：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安顿下来民族躁动的灵魂，以理性妥协的精神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因此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居于强国竞争的前列。美国维持国家在革命之后的稳定发展状态，二十世纪一跃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但追随现代革命轨迹寻找国家强盛之道的法国，就因为没有安顿好革命后的建设事务，一直未能成为名列世界前茅的国家。在俄国革命之后建立起来的苏联以专制政治支撑计划经济、以铁腕手段推进国家发展、以镇压方式对待不同政见，虽然一时好象非常强大，但毕竟维持不了外强中干的国家状态，竟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出人意外地瞬间崩溃。
中国建立人民共和国之后，由于国家领导人长期迷信战争经验，一直实行运动式的国家行为，不断掀起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惊涛骇浪，国家在革命的灵魂躁动中颠簸，在斗争的你死我活中耗费，徒然浪费大好的发展国家的机会，整个国家在革命对峙的深渊中挣扎，不知道民族究竟应该在全球处境中如何自处。十年“文革”时期中国跟全世界对着干——传统的东西属于应该灭亡的封建主义、现代国家的东西属于应该扫荡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先行国家的东西则属于应该批判的修正主义，结果将自己的国家搞成了全世界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革命本来就使中国人灵魂躁动，对峙更让中国人失魂落魄。不是及时的改革开放，中国人恐怕还在被开除“球籍”的惊恐中以“革命高歌”自慰。
硬实力是国家间竞争的物质基础，软实力是国家发展的精神支柱
1978-2008年，三十年中国人仅仅在一种稍安毋躁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就发现了国家进步之道。我们曾经只能在“汉唐盛景”的历史想像中将中华民族的辉煌铭刻于脑际，而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在全世界面前以GDP第三的发展成就向世人宣示民族的发展能力。但恰恰在经济发展需要政治发展加以保证、对峙思维需要融合能力予以改变、灵魂躁动需要稳定发展给予矫正的时候，许多人却再次陷入了革命时代的狂躁状态——我们就是要沿着对着干的思路，不是做大做强自己，而是专门与强国对着干来显示国家“能力”；不是寻找自己国家稳定发展之道，而是声嘶力竭地发表没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宣言；不是认真总结全球化时代国家兴亡之道，而是将落后情绪全无理性地四处喷射；不是理性妥协地为自己国家赢得发展空间，而是致力将国家推向逼仄的国际生存状态。而这恰恰是以振兴国家的名义来矫饰的情绪，恰恰是以高度的理性掩盖起来的非理性，恰恰是以学术的面目乔装打扮起来的狂躁。
“与西方竞争”是这样的政治号召最为有力的煽动性口号。这样的口号，我们似曾相识，因为将国家推向破产边沿的“文革”，就是在与西方对着干、即使对自己国家不利也在所不惜的情况下进行的。无疑，在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关系就是竞争关系。国家间的竞争必须以鲜明的竞争关系、也就是国家利益来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准。然而，现代国际关系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对着干就能成功地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如何在国内政治顺利安顿的前提条件下，在国际政治中游刃有余地寻求国家利益的落实，不仅是一个国家在民族－国家时代是否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在列强之间穿刺，从而促使国家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象征。
必须强调，一个虚构的、整体上具有一致性的“西方”从来就不存在。建立在虚构的“西方”概念基础上的一切政治说辞，都没有现实的国际政治的根据。但近代以来一切好象为中华民族忧心如焚的激进人士，却都在这种幻想的概念上构造对着干的政治进路。需要知道，西方国家之间从来就没有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统一过，也从来没有在国际竞争中完全一致行动过，更从来没有在地理上逻辑整合过（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就属于“西方”七国俱乐部的成员）。中国人需要在先发达的国家之间寻找自己国家的最佳利益和最大利益，而不能幼稚地将它们一股脑地当作自己的敌人，搞得自己尚未披挂征战，就已敌人满天。
至于全球化时代以核武器威慑建立的国际体系，撇开硬实力，仅仅依靠所谓软实力就可以打拼天下的断言，就更是剑走偏锋之论。自1500年以来的世界，就是一个建立在“民族－国家与暴力”基础上的时代。安东尼·吉登斯的断言是经过其历史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不是大英帝国十八、十九世纪安顿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后一致对外，以强大的国家实力切入国际空间，它怎么可能成为“日不落帝国”？不是它继续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大英帝国今天根本就不可能继续对国际事务指手画脚。同样，不是美国以全世界第一的综合国力作为支撑，它怎么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以“世界宪兵”的面目出现？不是美国在科技上的全面创新能力和物质报偿能力，它怎么可能维持自己对各国精英的吸引力？不是美国在国内生产上的持续发展能力，它怎么可能让其他国家以储备美金来自我安慰？当年苏联维持其超级大国地位，依靠的是国家政治全力支持的军企集团，它的国民经济完全不足以维持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防开支。它的最后崩溃已经蕴含在它的实力不足中了。至于美国二战以来没能在国际战争中赢得胜利，公开的秘密是，它是一个超级大国对抗两个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取得战争胜利的两个超级大国。后来美国的国际竞争胜利，不是它仰赖了什么战无不胜的政治观念，依靠的绝对是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