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迷失在主义的丛林中
作者：郭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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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承认，在2007年末以前，无论怎么装出一副公允的样子，我都很难掩饰住对在中国遇到的“新左派”的反感。按理说我对社会宏大问题的思考，都是从新闻工作中的直接观察而来，不是学院体制下什么学派培养出来的人物，不该有什么门派之见。
几次邂逅总让人有倒胃口的感觉，中国的新左派们端出的东西，就像一道色泽精美但是材质已经腐败的海鲜，远看也是一道高档菜，但根本无法消化，如果你不巧咽下肚子，而自己的免疫能力还在起作用，就难免给搞得上吐下泻。
甚至我在认识了一些“中国新左派”之后，回过头来觉得那些梗着脖子的老“左派”还更可爱一些，我遇过有上了年龄的中国左人跟我辩论，说斯大林是多么伟大，“文革”是多么伟大，“反右”是多么光荣正确。即使我认为他们很荒唐，但也觉得他们的真诚是值得尊重的，他们的逻辑尽管粗糙，但在他们的话语里毕竟可以自圆其说，即使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也有被展示和认识的价值。而那些中国“新左派”都圆滑、暧昧、八面玲珑，想搞清楚他们的思想实质是什么，就是非常让人头大的思考历程。
不过尽管我已经发展到听见中国“新左派”言论就产生生理抗拒反应的地步，但不得不承认，他们也很有自己的一批粉丝，这在我看来是由于他们有一招一般人很难学会的绝技，我管那叫“大愚若智”。
“大愚若智”的境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需要长期的修炼才能做到。出场得先声夺人，嘴里经常不经意地掉出几个普通中国人不大熟悉的外国名词和人名儿，什么意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显出博学把大家镇住，而且暗示，别小瞧咱们，咱们国际上都是有大哥的，在大家目瞪口呆之际，又煞有介事地问出几个倍儿深刻倍儿忧郁的问题：“难道民主就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么？”“难道中国可以照搬美国的发展模式么？”“难道中国不应该探索自己的道路么？”如果你跳出来一想，这种问题纯属圈套，预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话语假想敌。到底问谁呢？有谁说过“民主能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中国要照搬美国发展模式”呢？而你要是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你就像范伟遇上赵本山买拐那样彻底被忽悠了。
因为我不想以诛心之论推测这些人是别有用心，所以唯一的解释是他们缺少逻辑思维训练，不得已在中国思想舞台上扮演了“大愚若智”的角色。我曾经一度以为世界上“新左派”都是一群这样的人，后来接触了更广泛的学术资源，才明白“大愚若智”的适用范围基本上只是“中国新左派”。我过去因为对“中国新左派”的反感，而对整个全球范围内的左翼思潮产生偏见，绝对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中国新左派”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少有其匹的东西。
前一段时间我在印度参加一个全球化问题的论坛时做了一个主题发言，是关于经济开发区和失地农民的。主办者自豪地说我们这是一次全球左翼知识分子骨干的盛会，我环顾左右，大家都面有得色，只有我手足无措，我什么时候成了“左派”？而更让我有时空穿梭之感的是，在中国我见到“中国新左派”就头大，但只要一走出中国大陆国门，我常常和世界上偏左的知识分子有较多共同语言。
所以这已经是一个不需要再论证的结论：世界上所有的左翼思潮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西方“左派”；一种是“中国新左派”（所以我建议在提到打着新左派旗号的中国学者时，不能图省事，简称为“新左派”，而必须完整的称呼“中国新左派”才不会造成误会）。
而我下面要探讨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新左派”和西方“左派”和“新左派”，明明不是一路人物，却常常产生惺惺相惜的亲切感，以至于“中国新左派”一方面大讲反殖民话语，一方面总是频频毫无新意地引用西方“左派”的言论，有携洋自重的味道；而西方的“左派”们也常常把“中国新左派”们误以为同道，青眼有加。
这种误会产生的机理是什么？
（二）
原因之一，认知基础的差异——为什么中国农民不反对全球化。
不止一次我听到印度和法国的知识分子批评开放政策（open policy）。一次我陪同一个印度教授在四川的几个开发区转了转，跟几个失地农民聊了聊，他们的田地被一家军工厂以很低廉的价格征收，有农民代表包括几个非常善良的老人家去上访过。这种事情发生在眼前，你却做不了什么，实在是对人良心的折磨。这位印度老兄悲愤地说：“看哪，开放政策和全球化给中国农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尽管我跟他解释了半天，说强制征地是个法制问题，他还是斩钉截铁地认为，都是全球化和开放政策惹的祸，他强调“这是我的信念！（that's my belief）”。这种人我发现国外很多，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印度裔作家潘卡奇·米西拉在英国《卫报》上发表文章，从中国黑砖窑事件大发感慨，批评倒也罢了，居然话锋一转就豪情万丈地抨击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抨击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本身没问题，但一个中国村支部书记和他儿子的恶行，怎么就能联系到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上呢？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你会见到老百姓批评贪官污吏，乃至批评整个政府，但除了“中国新左派”们，很少有人会把他们遭到的不公归结到全球化和开放政策上去，甚至在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党和政府官员心目中，“开放”和“全球化”都是褒义词。而你到印度可要小心了，以我的经历，除了认识一些商人、软件工程师、政府官员、有西方留学经历的经济学家对全球化和开放持肯定态度外，大多数人一提到开放和全球化简直好象有不共戴天之仇。在农村里都能看到反对全球化和开放的标语，我有几次在和印度学者的讨论中为中国的开放政策辩护，遭到他们群起而攻之，那种愤怒的眼神都好像要把我撕成碎片，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不仅是我，不少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都会发现在他们很热烈地想和中国人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常常是热脸贴冷屁股，我们会说“全球化怎么了，好象没有什么不好啊？”他们会纳闷这些人怎么都这么麻木不仁啊，这时他们的目光惊喜地投在了“中国新左派”身上，这些人也会煞有介事地批评全球化强加给中国的殖民霸权，让他们很有亲切感。
我后来发现这是两个国家认知基础的差异造成的，印度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在此之前的农村和农业享受许多优惠政策，我听过一些印度老农民跟我讲述过去怎么怎么好，农民买一袋化肥都要享受很多的补贴，而在WTO为代表的全球化影响下，以公平竞争的名义，这些补贴和福利被削减了很多，而更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的进口也冲击了国内市场的价格体系。当然，对这些依靠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弱势群体来说，其利益遭到伤害值得同情。所以我完全能够理解那些印度朋友一说到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道理就像拿我们的标准来看养尊处优的法国农场主反对全球化一样。
而中国的农民们就不一样了。我过去也曾经为一个问题所困惑，曾经有外国朋友问我，中国加入WTO的谈判，为什么完全听不到中国农民的声音，龙永图那几个人就把协议给签了。还有香港的朋友也问我，为什么韩国农民都跑到香港来示威抗议全球化，大陆农民一个都没有。我过去曾经把这归纳为中国政治的不透明和封闭性，首先中国农民对于中国政府在为他们决定什么并没有知情权，而且就算知道，中国农民也缺少政治参与的渠道，更没有组织能力。不过在和印度作比较研究之后，我发现我当时的结论有失片面。
我发现中国农民之所以不反对全球化和开放政策，并不是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而主要是因为中国农民的确没有因为全球化和开放政策而失去什么。这并不是说全球化唯独对中国农民格外垂青优惠，而是因为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民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即使没有全球化，从毛泽东时代起，也一直在压低农产品价格，实行统购统销，其实就是以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村汲取资源，来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民说话、建议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梁漱溟被扣上的帽子反倒是“右派”）。1949年以来，政府对于农村和农民一直都是抽血的机制。印度农民所怀念的“社会主义补贴”，中国农民压根儿没有享受过，直到2006年才刚刚免去了专为他们设计的农业税。所以你要是非要让中国农民也来反对全球化，他们当然会莫名其妙，法国和印度农民可以抗议全球化让他们失去了补贴，中国农民抗议什么呢？总不能抗议全球化让他们失去一个他们从来就没有拥有过的东西吧。倒是全球化让山东大葱、福建香菇卖到了国外，价钱比计划经济年代政府统购统销要高得多。在印度，一个印度学者说他代表印度农民反对全球化可以理解；在中国，一个中国学者说他代表中国农民反对全球化，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农民太容易被代表了（顺便提一下，尽管一些“中国新左派”代表中国农民，质疑市场经济给中国农民带来的压迫，但我没听说过中国农民反对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