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自由派的门槛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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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父之惑
下面这段话，据说是一位在纳粹屠刀下遇难的德国新教神父留下的，近年来在国内引用甚频，几乎每位试图强调“积极自由”之必要性的学者，撰文时都会用它来为观点鸣锣开道：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不是工会会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段话具有强烈的震撼性，骤然面对，大脑里再闪回出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苦难场景，那么，不假思索地服膺其中哲理，让胸膛随之急剧起伏，就会成为一种条件反射。果然，差不多每位引用者都是把它作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来看待，似乎它既是我们思考的唯一前提，也构成我们思考的当然出发点，而对这段话本身进行推敲则属多余。
当然，秦晖先生是例外，在大作《实践自由》里，他对这段话里隐含的逻辑漏洞进行了稍纵即逝的辨疑，指出：“再残暴的专制也不会杀掉一切人，最后轮到自己被害只是一种几率有限的可能性”，不过，秦晖也仅仅指出其涉嫌夸张之处，对这段话的精神则全盘继承。他著名的“自由主义实践者三层次论”，从情感到逻辑，都是在这位新教神父的精神照耀下启航的。
其实，这段话除了具有震撼人心的特点，还兼有逻辑不通的特征。它预设的前提是，世上只有两种人：追杀者和被追杀者，任何仅仅没有出面阻止追杀的人，都将难逃一死。所以，不出面阻止（即“不说话”）与遭到追杀，最终将合二为一。秦晖先生从“几率”角度对它略启疑窦，而它真正的问题出在前提有误，可敬的新教神父漏算了一种人：虽不反抗但绝不助纣为虐者。假如把这种人作为预设前提，再原样搬用德国神父的逻辑语式，意思已全然不同：
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厌恶做帮凶，我不干；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厌恶做帮凶，我不干；此后他们追杀工会会员，我厌恶做帮凶，我继续拒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厌恶做帮凶，我还是拒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结果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人愿意为他们效命，所有人都厌恶做帮凶。
假设性推理必须遵循由易至难的原则，更高级、更苛刻的假设条件，必须建立在相对初级的假设已被推翻的基础上，而不能忽略初级且可行的假设，直接拿更高级的条件作为前提。这也符合经济学原理，在成本低廉的原材料（假设是塑料）足以完成生产的情况下，却偏要以黄金作为预算依据，如果不是存心做假账的话，所有的老板都会怒不可遏。回到新教神父的语境，充当暴力的反抗者较之拒绝充当暴力的打手，条件苛刻得多，前者非勇士莫能为，后者却对任何人都谈不上苛求。而如果目标仅限于避免遭到追杀，那么，假设人人都拒绝充当暴政的鹰犬，实际上也就达到了假设人人都是勇士所能获得的效果：没有一个人会被追杀。既然如此，忽视“人人不充当打手”的平易目标、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人人成为勇士”的高难度目标上，不仅学理上说不通，在现实生活中也势难奏效。它唯一奏效的领域，恐怕就是纸上慷慨了。
所以，把这段话作为推导的前提，几乎注定了结论的错误。
二、缺乏层次感的“三层次”说
秦晖先生的长文《实践自由——再祭李慎之》逻辑绵密，辩义精当，立意高远而能脚踏实地，读来深受教益。我发现，该文唯一可商之处，几乎都源自那个“神父之惑”，由于未能对神父的语境多加运思，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先天地而生”的不二法理，遂致由此展开的种种分析误入了歧途。
在该文里，秦晖从实践角度提出了一个划分自由主义者的原则或标准。不知是措词上的疏忽还是思虑不周，他把这三条不知该如何定位的东西命名为“层次”，而我们读来却嫌其严重缺乏“层次感”。秦晖认为，判断一个人是不是自由主义的实践者，必须依其所处环境的制度特征而异，“已有自由秩序的条件下”与“还存在奴役的条件下”势同冰炭，故入选标准也将随之上下，不宜等同。“三层次”依次为：“1.维护自己的自由（不做奴隶），2.尊重他人的自由（不做奴隶主），3.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
所谓“层次”，通常指一种循序渐进的进阶，无论地质分层还是观念或境界分层，都是如此，比如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马斯洛的五大意义层次，都只表明程度高下，而非性质上的云泥之判。“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虽不及“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来得高迈，但总还不失为一种“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的初始境界，正如马斯洛意义树的顶端虽遥遥俯瞰着末端，但位居末端的总还不失为一种人的意义而非兽的意义，则无疑义。君子、贤人、圣人也不妨自成一道层次序列，而小人、泼皮、奸佞之流则属另一道序列，两者不得交叉混淆。
反观秦晖的三层次说，就颇令人愕然了，所谓“1.维护自己的自由”，原本不在此层次之内。秦晖自己不仅强调“愿意做自由人，这是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他还提到：“因为‘人性恶’的低调预设已经假定，人往往易于重视自己的自由而漠视他人的自由，甚至于不希望被支配而希望支配别人也是一种不仅人之常情，在生物界也常能见到的现象。”既然标准已大幅放低至“生物界”，且言外之意还包括此“第一层”会让自己走向自由之反面的可能，那么，再将其视为自由主义实践的层次之一，岂非多事？难道，“维护自己的自由”不是只有在与“自愿做奴隶”的状态进行比较时，才略具意义？自由主义者的标准实不必迫降到这般地步，好比为了说明金刚钻的强度，我们不应拿豆腐加以论证——简单地说，这个“1”是多余的，应予剔除。
再看“2.尊重他人的自由”。按说，这才是自由主义实践的真正发轫点。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实践的自由主义者，借助“1”这个窗口我们极可能毫无所获，而一旦他做到了“2”，那么，说他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就八九不离十了。秦晖也有此念，不过他设定了一道不容逾越的界限，即只有“在自由秩序已存在（即‘他人之间的强制’已不是问题）的条件下”，我们才可以把做到“2”者称为自由主义者，而在“还存在奴役的条件下”，仅仅做到“2”，尚远远不够。秦晖以陈寅恪、钱钟书为例，毫不含糊地指出：“如果处在今日西方那样的环境中，说他们是自由主义的典范的确不为过。”而在中国，他们“充其量只是个自由民，却不能说是自由主义者”。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层次，对于西方人来说，其实倒是第一层次，而对于苦难的中国人而言，它仍然连第一层次都没有够上，依旧被秦晖版的自由主义高墙堵在门外。从“三层次”说的立论严谨度来看，确实够错乱的，论证了半天，前两个层次竟然不算数的。
秦晖虽然弄出了个“三层次说”，他留给中国自由主义实践者的“层次”，实际上只有一个：你非得一跃达到第三层次，即“反对他人之间的强制（坚持废奴主义）”，秦晖才会认定你是一位自由主义者。理由是：“在存在着奴隶制的条件下，自由主义者不仅自己不当奴隶也不做奴隶主，而且应当积极推进废奴运动，他也许可以不反对别人‘自愿当奴隶’，但他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强掳或强卖他人为奴，最简单的理由是：容忍了别人强迫他人为奴，就难免有一天别人会强迫自己为奴。”我们已经看到，这条“最简单的理由”，逻辑直接来自德国新教神父，而我刚刚指出这条逻辑的桩基不稳。该说法虽然在道德层面闪烁着熠熠辉光，在逻辑和经验层面只能视为一种中邪，所以，类似“自由主义者自己必须做圣徒，必须有殉道精神”的指示，我也就姑且当成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来听听了。一种道理，如果在理性和经验的层次上双双败北，那么，我是不可能因其道德辉光而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