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权贵资本的鼻祖

作者：柳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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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是一个老话题了，它几乎是近二三十年来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然而什么叫腐败呢？腐败这一概念又应如何界定呢？怕没有多少人认真考虑过。《辞海》对它的注释是“败坏，堕落”，这也未免太简单太笼统了。《现代汉语词典》注得稍微详细点儿，为“（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但这一定义虽然涵盖了腐败的方方面面，但似乎也不能对当今社会的腐败现象做出具体解释。
　　纵观一下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窃以为其核心问题应定位在“官商勾结”，或者说“权钱交易”上，并且是日益地将权力货币化、资本权贵化，从而形成一个权贵资本阶层——这才是当今中国社会腐败之烈的症结所在。倘要追根溯源，这一腐败方式当追溯到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胡雪岩。对于此公，国人应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因为自改革开放，步入市场经济以来，这位当年的“红顶商人”是越来越走红了。为其立传吹捧的作家和影视家亦大有人在，还有不少学者专题研究“胡雪岩的经营管理”，且直言不讳地将其誉为“中国式管理”。似乎中国的商人，抑或说是中国所有的“经营管理”者都得以胡雪岩为榜样，向其学习步其后尘了。看来，这些作家学者对腐败的羡慕与推崇，与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腐败的理解与辩护，实在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胡雪岩（1823-1885）名光墉，徽州绩溪人，雪岩是他的字。从杭州信和钱庄的一名小伙计“发展”成为富甲江浙的大豪绅，按说是该有一些传奇经历的。但他的经历似乎并无多少传奇之处，更没有西方第一代创业资本家的那些冒险经历。胡雪岩之所以在重农抑商的皇权专制社会里，出类拔萃为一名不可多得的“成功人士”，窃以为，其秘诀就是他深谙中国的“国情”。对于经商之人来说，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官本位，就是重农抑商。要在这种不利于经商的环境里经商，并且伸开手脚打开局面，唯一可行的就只能是依靠官府，买通权力。胡雪岩不像沈万山，自以为富可敌国，竟然胆大包天，要出资为朱元璋修建南京城。这个土财主，他就不想想，他再富可敌国，可那财富也是“国家”的，也就是皇帝家的呀！结果，不仅全部家产被朝廷抄没，自己那把老骨头也被发配到了云南的蛮荒之地。胡雪岩则没那么傻，当然也没那么优越的条件。但他有一个独具心裁的秘诀，即他自己后来总结成功经验时所归纳出来的一条：“烧冷灶”。即不要等当官的权倾一时才去巴结和投靠，而应该在他们尚未得势而不久很可能得势时，就主动伸出援手。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提前进行“感情投资”——也许，这一说法正是源于胡雪岩的“烧冷灶”吧？
　　当年，候补盐运使王有龄在捐了这么个小官之后，再无钱进京“投供”。胡雪岩怀里正有一张信和钱庄的五百两银票，这是一笔“倒账”，讨不回来老板也不会怪罪他，于是他索性就将这五百两银子押上一注——慷慨地送给了王有龄。五百两银子在当时，无论官场还是商场，也许还算不上个大数目，可对王有龄却是雪中送炭。中国人一向是讲究感恩图报的，王有龄发迹之后，自然少不了回报胡雪岩。第一步就是与他共同谋划，抑或说成“合营”也未尝不可——于是，一个信和钱庄的小伙计就一跃而成阜康钱庄的大老板。随着王有龄的不断高升，胡雪岩的生意也就越做越大，其对王有龄的回报也就不在话下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胡雪岩就这样开启了中国式腐败的先河。
　　1862年，王有龄兵败，自缢身亡，左宗棠调任浙江巡抚。但左部在安徽时就拖欠了近五个月的饷项，饿死战死者众多，如今进军浙江，粮饷就是一个大问题。可这个问题对于胡雪岩来讲岂不是天赐良机？他在三天之内就为左宗棠筹集了十万石粮食。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胡雪岩居然完成了；于是又深得左宗棠的信任，一个新的靠山就这样接踵而来。1866年，他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左宗棠西征时，又是他为其筹措粮款枪械；在左调任陕甘总督之后，他还为左举借外债达一千二百万两。当然，他丝毫也没白忙活，依仗湘军的权势，胡雪岩在各省设立了阜康银号二十多处，畅通无阻地做着他的各种生意，包括倒卖军火，经营药材、生丝、茶叶、典当乃至地产等等，从而操纵了江浙一带的商业，资金最多时高达白银两千万两以上。一个当年拿出五百两银子资助王有龄的伙计，十几年的功夫，“反馈”回来的却是四万倍的资产；而且还有御赐的黄马褂，还有二品的顶戴花翎，甚至可以骑马步入紫禁城……这怎能不叫当今的某些官员和商家都眼红呢？那么，要想成为当代的胡雪岩，看来就只有通过官商勾结，进行权钱交易。走胡雪岩的道路——这就是结论。
　　笔者一向孤陋寡闻，直到大约十年前去杭州，下榻在吴山，一天无意中步入了附近的一家颇为堂皇的中药铺“胡庆余堂”，这才开始注意到胡雪岩这个名字，并略知了一些其人其事。而之后的这十年中，竟发现有关胡雪岩的书，是一部接一部地出。又是“商贾奇才”，又是“亚洲第一商”，又是“游走于官商两道的深谋大略”，又是“经世致用的处世运筹学”……总之，对这位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不仅赞誉有加，艳羡之情更是溢于言表。笔者无意在这篇拙文中对胡雪岩做出总体评价，亦不想全盘否定在当时即十九世纪中叶的历史条件下胡雪岩的所作所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今天还能仿效胡雪岩吗？还能用胡雪岩的经营方式来发展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吗？不幸的是，如今把胡雪岩当作楷模而极力仿效的大有人在，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吹捧胡雪岩的著作充斥书架了。虽然时代不同了，社会也变迁了，但这些似乎都不妨碍某些人去“运筹”胡雪岩式的“深谋大略”。比如，我们今天是不允许官员经商的，但一个人不能亦官亦商，不等于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不能亦官亦商。老子当官儿子经商总可以吧？老公当官老婆以及准老婆们经商总可以吧？而那些集团公司的大亨，尤其是那些房地产大鳄，一旦有了强权做后盾，有了足够的财力，虽说不能“捐官”，可在各级政协弄个委员甚至常委当当总可以吧？我们不妨试问一下：那些屡整不改的造假窝点、排污企业，哪一个没有当地的政府部门给罩着？那些擅自开发的违规项目、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哪一样没有权力在其间作祟？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一个“情”字，人要讲“义气”，要懂得“感恩图报”——这就是官商合营的文化基础，就凭这一点，便可以使权钱交易做得滴水不漏。于是一张中国式的腐败网就这样形成了，再加上某些作家学者的呐喊助威，这形成的就不是一般的网，而是如郎咸平先生所说的“官商学”三位一体的“铁三角”。三点成面，如此稳定的钢铁架构，有谁能奈其何？
　　笔者在这里之所以一再提出“中国式腐败”这个概念，正是由于某些学者把胡雪岩的经营之道称作为“中国式管理”。在笔者看来，若照这些学者的说法，这两个概念似乎已属于“全同关系”，甚至可以合二而一了。就像某些学者喜欢将包括纵横术、三十六计等在内的狡猾、阴谋与诡诈，美誉为“中国智慧”并力主将其用于“处事”和“商战”一样，把胡雪岩精于此道的权钱交易，称作为“中国式管理”，并用其来左右今天的市场经济，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不过，较之胡雪岩，我们今天的某些商人和官员则早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胡雪岩的发迹史上，胡雪岩本人无疑处于主动地位，他所巴结和投靠的官员从中捞了多少钱财和好处，虽不得而知，但绝不是个小数。更重要的是，胡雪岩与王有龄、左宗棠等人的关系大都摆在面上，人所共知并无多大忌讳，否则也就不会为今天的作家学者们留下如此丰富的撰写资料。而当今的官商就颇有些不同了，他们常常是处于互动双赢的状态；在权力寻租方面，官员往往还要更主动一些，用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取代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不仅用商家的钱往自己的脸上贴金，还直接把商家的钱放进自己的口袋。君不见，如今拉一名贪官下马，必定拖出一批奸商；打击某些奸商，又必然会带出一批贪官。更重要的是，这些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行为，大都是暗箱操作，远没有胡雪岩们那么“光明正大”。往往是只有你知我知，连天都不知地都不知；即使查出来了，也只能作为“无法说明来源”的“巨额财产”不了了之。面对当今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腐败，面对当今权贵资本的既得利益者，胡雪岩倘若在世，小巫见大巫，恐怕只能自叹弗如。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胡雪岩的功过尽可评判，但他所处的社会毕竟是一个皇权专制的农业社会，把他的某些不正当的乃至违法乱纪的经营方式照搬到今天的市场经济中来，甚至大加赞扬、大肆推广，以便大行其道，则不仅不足取，还必须毫不犹豫地抵制和杜绝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