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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日记中的叶圣陶
作者：王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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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对于中国众多的文人而言，注定是一段奔波，也是令人兴奋、激动的日子。这一年叶圣陶五十五岁，和许多进步人士一起，他不畏艰险、涓泉归海似的奔赴解放区。但叶圣陶毕竟只是一位民主人士，从他的《北游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内心的那种向往、情感，对陌生的未来的疑惑。也许这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我们更可以重温那一代知识分子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心灵的独白，他们的悲伤和喜悦，憧憬与彷徨。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游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心灵的实录。
一、北上之旅
2月27日夜，叶圣陶和二十几位知名的知识分子登上了“华中”轮，踏上了解放区之旅。也许是对前途充满期盼和希望，在船上，这一群人都异常地兴奋，组织晚会，唱京戏、民歌，讲故事，猜谜，充满了欢声笑语。叶圣陶记道：“略有风浪……诸君谋每夕开晚会，亦庄亦谐，讨论与娱乐相兼，以此消磨旅途光阴。”有一次叶圣陶还乘兴做了一首七律，前四句是“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又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以答诸位君子。3月1日，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徐铸成四人还每餐聚饮，被柳亚子等称为四大酒仙。三十多年后叶圣陶对此行充满感慨，那次旅途中“大多数都已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
3月5日从烟台上岸，叶圣陶初见当地的两位中共军政领导，“徐、贾二君态度极自然，无官僚风，初入解放区，即觉印象甚佳”。3月7日在和一个青年聊天后深为佩服，“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发挥之”。3月8日在莱阳，当地的党政军各机关人员来看望他们，“彼辈均善于谈话，有问必答，态度亲切，言辞朴质”。晚上在田间举行欢迎会后叶圣陶十分感动：“余以为如此之戏，与现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生面之佳绩。而场中蓝天为幕，星月交辉，群坐其中，有如在戏场之感，此从来未有之经验也。”3月10日在听了当地干部谈收藏保管文物的情形后至为心折，“诬共党者往往谓不要旧文化，安知其胜于笃旧文人多多耶”。所以说3月11日他在华东正式的欢迎会上的演讲——“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至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当是他的肺腑之言而不是客套话。此时他们对共产党具备了更加深入的感性认识。
但叶圣陶做人做事都很认真，对自己的定位也有很清醒的认识，在日记中把邀请他们北上、盛情款待他们的中共方面称为主人。叶圣陶对于主人的热情有所不安。3月6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宣传部长等从莱阳迎接他们，中午正式欢宴，当夜，烟台市党政军民举行盛大的欢迎会，之后又是宴会。叶圣陶表示，“明日行矣，以此为送别，我人深感受之不安”。10日晚到了青州，主人为他们准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青州的党政军首长都到站迎接，叶圣陶又多些感慨：“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有计划而井然。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象。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绝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也。”3月11日又是盛宴，“菜多酒多，吾人虽尚饱，亦不得不勉力进之”。3月18日，当他们到达北平时，市长叶剑英及众多民主人士等一起到车站迎接，场面很隆重，然后他们被安排住进了六国饭店。“服用至舒适，为夙所未享。虽主人过分厚意，实觉居之不安”。叶圣陶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无功而受禄，感动之余会多一份压力。当然，对主人的各种安排，叶圣陶也不十分清楚，3月25日在六国饭店举行茶会：“初未知何事，及坐齐，始知中共中央今日迁来北平，毛先生与其诸同志将检阅军队，此间诸客人谋有所表示。”
二、恋家心切
叶圣陶是一个恋家的人，朱自清曾评价叶圣陶“像小孩子的天真，也像小孩子的离不开家里人。必须离开家里人时，他也得找些熟朋友伴着，孤独在他简直是有些可怕的”（《我所见的叶圣陶》）。1923年叶圣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时，郭绍虞请他到福州的协和大学任教，结果叶圣陶只在福州干了一个学期就跑回上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家。所以叶圣陶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在离开上海的时候，他换了一册新的日记本，在封面上题上“北游日记”四个字。他以为这一回北上，不过是一次时间比较长的旅行，等开完了会，局面彻底改观了，就可以回到上海，继续他暂时中断的编编写写的工作。在1月5日向母亲辞别时想的是不久后回到上海：“傍晚，偕墨及小墨二官至我妹家……八时辞出，请母亲珍重。唯做乐观之想，小游回来，母体仍康健，其他不敢想也。”
因此回家这个想法总是挥之不断，宋云彬的日记（《红尘冷眼》）中有很清楚的记载，5月5日，“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躇。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6月14日，“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不曾想新中国对叶圣陶十分重视，9月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10月被任命为出版总署的副署长。8月28日还喜迁新居，“余家居北屋，三间，为全屋之精华，与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显见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璃窗，有洗浴室，盖上等之家屋也”。从此他在北京度过了将近四十年，反而把偶尔去上海看看称作“南游”，这在当时他是完全没有料到的。
三、会务缠身
开不完的座谈会、学习会让叶圣陶感到难以招架，解放区的会多他是早有耳闻。在３月８日参加妇女大会后记道：“察听众神色有兴者不少，皆疾书做笔记。但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他也亲自体验开会之苦，甚至一日数会。如从3月22日至4月6日短短半个月出席会议达十一次之多。会多且冗长，6月28日政协会从晚上七点开始，“而余则无所用心，默坐而已……会至一时始散，连坐六个钟头，腰背酸痛，夜不得好睡”。9月5日“会至七时散，一坐五小时，甚觉其疲”。所以当会短时，他十分意外，新政协筹备会只开了两个小时，“初料今夕之会必将甚久，而简短若此，殊感欣悦”。7月19日开文代会末次大会，郭沫若作总结。因为口音的缘故，叶圣陶没听太明白，只听懂一句话“此次大会的费用值小米三百万斤”。就是娱乐晚会，叶圣陶也不想参加了。9月26日这一天政协休会，“夜间有晚会，演歌剧，余惮其劳，未往观”。10月2日准备开新华书店工作会议，一听说“此会须开十余日，亦复不小，余则闻而皱眉矣”。
既然忍受不了对会议的厌烦，叶圣陶就尽量地逃会。5月5日，周恩来下午三点在北京饭店作报告，他和宋云彬在中间休息时脱身看戏去了（《红尘冷眼》）。7月17日选举文联全国委员，手续很郑重，“及十一时，讨论提案，余即先归”。7月27日开教代筹备大会，“下半日尚有十余人发言，继之即闭幕，余未往出席”。9月12日教育工作者小组讨论，“余应参加而贪懒未往”。叶圣陶对会议也有自己的见解，文代大会是“余以出席甚少，所得无多。他人颇有谓大有收获者。大致知见之交流，自是此会最大意义”。7月24日教代筹委会商量章程和常委名单，“其事本甚简单，而大家好深究细察，遂至十二时毕”。7月26日教代筹备会大会，“开会之事，主席大有关系，主席爽利，进行快速，主席粘滞，即便迟缓。今日成仿吾为主席，即此二事，讨论历三点多钟”。新中国的会多固然是因为事情多需要讨论，能出席大会也是一个人的荣誉的象征，对此叶圣陶看得比较清楚，七百人参加的文代会，主席团竟有一百余人，“主席团之拟定，颇费斟酌。此是解放区之习惯，盖视此为一种荣誉也”（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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