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杜拉斯之后，我们该读什么？
作者：周 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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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光临搜狐嘉宾聊天室。
2008年3月份是法国文化周，搜狐读书很高兴邀请到两位著名的法国作家葆拉·康斯坦和马克斯·蒙内以及国内著名作家周实，一起聊聊有关法国文学尤其是当代女性文学的话题，葆拉·康斯坦是当代法国女性作家的旗帜性人物，而马克斯·蒙内则可以算是法国新生代作家，可以说是八零后作家。今天大家汇聚一堂是由于兄弟文化出版了两位作者的小说，并且收入了他们的“鸢尾花丛书——法国当代女性作家小说系列”。周实老师作为引进兄弟文化的总编辑，您当时为什么想引进这套丛书？
周实：这套书一直是我们的责任编辑李一枝在做。我今天的感受是，如果不引进鸢尾花丛书就不能见到这两位美丽的女作家，就算我们看到她们本人也很难看到她们的内心世界，这两本书不但让我看到了鲜活美丽的法国女作家，而且能够通过看她们的书看到她们内心的世界。近代以来法国文学一直是中国人比较喜欢的文学，从巴尔扎克、大仲马、莫泊桑、雨果，到现代的萨特、加缪、西蒙、杜拉斯这些作家，我们想做法国当代文学，想把这条线继续延续下去，让中国人对法国文学有系统有连续性的了解。
法国当代女性文学在我看来是大胆泼辣的，也很细腻，也很生动，在整个世界文学当中是独领风骚的，所以我们的“鸢尾花”这套丛书全部是女性作家的作品。
主持人：在“鸢尾花丛书”当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就是在座的两位作家。
周实：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我来之前都看过了，确实非常漂亮。
主持人：我们知道葆拉·康斯坦女士在1994年发表了《典狱长官的女儿》，对于即将面对的中国读者，能不能对中国读者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小说。
葆拉·康斯坦：创作《典狱长官的女儿》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很特别的经历，而且是非常可怕的经历。因为就像周先生刚才说的，这次经历几乎是一个心理分析的历程，陷入了一种儿童的恐惧当中，而正是这种恐惧能够构造出我们来。这是种广泛意义上的构建，因为人们总是以为是幸福让孩子们成长，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是在孩童时候的那种焦虑和噩梦的叠加构造了我们。我认为这本书是非常解构的，解构了我自己，不过从读者的接受范围来看还是很受欢迎的。为什么读者能接受呢？主要是一种内心的交流。
主持人：书里有两个人物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是小主人公克雷蒂安娜，另外就是唐，在坛子里面长大的侏儒，为什么设置这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有什么联系？为什么他们的性格都是扭曲的？
葆拉·康斯坦：我们是在心理的空间里面，是在噩梦的空间里面，所以也算是一个童话。这个小姑娘克雷蒂安娜给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神奇的人物就是坛子里面的侏儒——唐，唐这个人物在一个缸里面成长，我参照了雨果很著名的作品《笑面人》，这个人物也是在缸里面成长的，而且用刀刻下永恒的伤痕，让他保持永恒的微笑。这是一方面的参照。另外关于唐的出生，人们都知道当年《震旦报》上左拉的著名文章《我控诉》，人们有没有翻过报纸看看背后写的是什么呢？于是我创造出了《我控诉》背面的文章，七岁的小姑娘生下来唐这个事情。我小时候也有过自己的唐这个人物，因为我的父亲曾经是卡宴监狱里面的医生，所以我从小在那儿长大的时候唐是我们家的一个厨师，已经刑满的罪犯，当唐在厨房里面工作的时候，从袜子里面掏出一把刀来干活儿，我跟唐的关系很紧密，唐总是让我觉得很害怕。唐爱喝酒，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还抽出刀来吓唬我们。当他喝醉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举着一条马鞭来保护自己。通过写书的这种方式来冲淡我脑子里面儿童时代的回忆，因为那是很可怕的景象。
主持人：这是您写书的原因，对于马克斯·蒙内来说，《克里斯蒂娜的囚徒》是你的第一部作品，刚才葆拉·康斯坦女士说她写作是为了冲退自己童年不愉快的记忆，那么你写作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马克斯·蒙内：当然跟康斯坦女士是比较相似的，当我们写作的时候往往是谈论自己，想的是自己的经历，而且我本人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主持人：能跟我们大家讲讲这段奇特的经历吗？
马克斯·蒙内：当我十岁的时候我母亲杀了我的继父，所以我母亲在监狱里面度过了五年。我觉得这个故事会一直出现在我所有的小说里面，尽管我可能不会在我的小说里面谈到我母亲杀了继父这个事实。但是我在写小说的时候总是尝试着进入到我母亲当时的那种精神状态当中，介于爱与恨交织的状态，比如我母亲曾经那么喜欢那么爱我的继父，但是因为这个男人不爱她，不再喜欢她，抛弃她，她杀死了他。这个故事会一直纠缠着我。
主持人：《克里斯蒂娜的囚徒》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马克斯·蒙内：简单来说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一个三十五岁的男人，他生活的轨迹非常奇特，他只在地上爬着生活。他是被他的妻子囚禁在家里。小说讲述的是他怎样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下来的，怎样幻想谋杀他的妻子，在叙述当中不时穿插了过去有过的美好日子的回忆，回想他们怎么会到这样一个疯狂极端的境界的。
主持人：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吗？如果是，会反映在你的作品当中吗？
马克斯·蒙内：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对我本人来说，所谓的女权主义尤其是带有侵略性的女权主义其实是不太有用的东西，就像去咬别人一样，并不是很有用，而且很暴力。我个人从小都是由父亲抚养长大的，所以在我身上更多的是那种男性的价值观而不是女性的。
主持人：过去在中国最著名的法国文学代表女性作家就是波伏娃和杜拉斯，在这之后可以说国内的读者对法国当代女性文学不是特别了解，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周实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讲讲。
周实：中国介绍法国的书还是很多的，出版社介绍法国文化的书比较多，但是成系统的就女性这个角度的出得不多，波伏娃的《第二性女人》也是湖南出版人做的，当时八十年代出来是中国最领先的，销售特别好，影响特别大。后来法国方面的书也出得比较多，但是出得没有那么眉清目秀，线路没有那么清楚。这次的这套书我们把目光紧紧盯在法国女作家这一块，线索是比较清楚的。实际上中国男人对于法国文学里面透露出来的女人都是很期盼的，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我都感觉法国女人是很浪漫的，这种感觉是很强烈的，通过司汤达的《红与黑》，德·瑞娜夫人，玛格丽特小姐，还有莫泊桑的《漂亮朋友》，对于中国男人来说，法国女人都是很浪漫的人。中国男人在法国文学当中得到的是，男人可以通过很有能力的女人、很漂亮的女人进入自己很得意的世界，这是我的理解，少年男人的梦想，而且大部分少年男人的梦想来自于法国文学传递的信息，这是我对法国女人的理解。法国女人真是那么浪漫吗？读完马克斯·蒙内的小说，我首先感到的是惊讶，而且得知她是八零后的作家，我更惊讶。刚才她讲了自己家庭的故事，我马上就能理解了。这是她的第一本书，写得非常残酷，直逼人性恶的那一点，而且一点不留情，写得淋漓尽致，非常痛快，我作为读者看得很痛快。如果法国女人是这样的话——她的书上面写了一句话：“你们和我同在一个世界，但是你们错过了克里斯蒂娜”，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人生来说，我想还是错过为好；但是作为小说的话，非常漂亮。“可怜的傻瓜，你错过了最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情愿当一个可怜的傻瓜。
葆拉·康斯坦：司汤达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周实：读她们两个人的小说感觉到，爱是可爱的，爱确实可爱，但爱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包括葆拉·康斯坦的小说充满了阳光来写一种阴暗，她的语言是书面的、优雅的、幽默的，非常精致，是一种诗意很强的语言。她的解构，七岁小女孩的记忆，小说一开始就说克雷蒂安娜已经是一个七岁的小孩，这个记忆影响她一生。我不知道她是有意解构，还是无意写下来的。七岁的克雷蒂安娜和七岁的唐的母亲很巧合，在结构上面很精致。克雷蒂安娜是把这个唐作为自己的孩子，她是这样看待的。在结构上，作家在前呼后应方面很精致，语言也很精致，小说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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