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与“偏房”共天下
作者：吴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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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开明官僚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我们看郭氏所列举的历朝与君主“共天下”之人，绝大部分竟可以归入隐权力者的行列，如西汉之外戚、东汉之太监、唐之后妃、元之番僧、明之宰相（实为内阁大学士）与太监，还有清之胥吏。在名分上，这些人并无治天下的正式权力，只不过凭恃与权力中枢的特殊关系，得以把持权柄、操纵朝政。相对于正式的官僚系统而言，他们是受宠得势的政治“偏房”。
我们现在都说“皇权专制”，作为对历史的宏观描述大致不差，但就具体情形而言，自汉代以降，除了少数雄才大略的帝王，君主统揽朝政、乾纲独断的独裁局面其实不多见，确如郭嵩焘所言：“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问题在于权力被谁所“分寄”。如果与宰相共治天下，则是很正常的制度性安排。因为从道理上说，君主只是国家的主权者与象征，“揽权不必亲细务”，而宰相作为政府首脑，理当“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所谓“权归人主（皇帝），政出中书（宰相）”是也。宰相的执政大权由制度赋予，为正统承认。如果君主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则被目为违制，“不由凤阁鸾台（宰相机构），盖不谓之诏令”；甚至会受到臣下抵制，“凡不由三省（宰相机构）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非正式文件），不足效也”。
因此，对于“西汉与宰相共天下”的权力分治格局，我认为是名正而言顺的，正式的权力制度就是这么安排的；不正常的是“与外戚共天下”，因为外戚只是皇帝的私亲，身份虽尊贵，但并无“总百官、平庶政”的正式权力，凭什么把持朝政？
在以宰相为首的正式权力系统之外，另立一个由隐权力者组成的“副权力系统”，始作俑者为汉武帝刘彻。刘彻乃雄猜之主，不甘于垂拱而治，但皇帝要亲躬政事，宰相显然是最大的障碍，甚至宰相领导下的官僚系统也会碍手碍脚。为了越过这些制度性障碍，刘彻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系统，将作为正式权力系统的“外朝”撇在一边。从名分上来说，内朝成员并无执政大权，有的还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
然而，或许刘彻始料不及的是，“偏房”坐大之后，时间长了，可能会获得名分的承认，变得位高而权重，尾大不掉，不受人主控制。如常为外戚把据的大司马，原来只是一个虚衔，并无印绶官属，但至汉末已列为三公之首，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刘彻在世时尽管擢用外戚近臣，毕竟还能操控局面，刘彻死后，西汉终于无可避免地出现外戚擅权干政之祸，最终葬送西汉政权的大司马王莽，也是外戚。这正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光武帝刘秀承汉祚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之前大司马篡权之乱象，设“尚书台”架空三公之权，一切政令皆经尚书台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时人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我们从字面上来理解，尚书不过是皇室秘书，协助皇帝整理文书而已，秩卑权微；但在西汉刘彻时代，因为皇帝倚重内朝，尚书权柄趋重；及至东汉刘秀时代，尚书发展为尚书台，成为连接人主与臣下的唯一媒介，权势更盛；到后来，尚书“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俨然已演变成半正式的权力中枢。
刘秀改组尚书台与刘彻创建内朝，手法如出一辙，都是在“正室”之外另立“偏房”，借操纵“偏房”而实现朝纲独断。后人评价“两汉政出于二”，换成我们的话来说，汉代的权力结构是复式的，一个正式的权力系统加上一个非正式的副权力系统。历史的闹剧总是再三重演。刘秀另设副权力系统，本意是要摆脱正式权力系统对皇权的约束与威胁，然而，“偏房”一旦羽翼丰满，又不是人主所能操控的了。刘秀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未能阻止外戚对政权的篡夺，恰恰相反，到了东汉后期，外戚等权臣以“录尚书事”之衔入主尚书台，垄断了朝政。而君主要夺回权柄，手法还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一个副权力系统，只不过扶植的对象换成了宦官。宦官得势之后，又复擅权乱政。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政。所以郭嵩焘说，“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
郭氏提到的“名士”，还需要作简略说明。这是指门阀世族，在东汉后期，门阀世族具有无比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世居高位，把据着权力系统的要害，包括尚书台——此时的尚书台，已不好说是副权力系统，尚书台的首领“录尚书事”也不好称为隐权力者，相当于是“偏房”扶为“正室”了。而且，他们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隐权力资源非常深厚。东汉皇帝之所以倚重宦官，目的也是想打击这些树大招风的门阀世族。
但最后的胜利方是后者，东汉天下被门阀世族瓜分、颠覆，中国从此进入近四百年之久的群氓时代，直至李渊建立大唐政权，才迎来一个较长时段的承平之世。郭嵩焘所指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大致可以安史之乱为界，战乱前频繁发生后妃预政，武则天还干脆做了女皇帝；战乱后则出现藩镇割据，最终导致大唐朝四分五裂。不过后妃预政与藩镇割据，倒不是人主另立副权力系统取代正式权力系统的结果。因为后妃临朝，虽是“牝鸡司晨”，于名分不合，但只能说明皇权旁落，正式的官僚系统大体上还是如常运转（当然，后妃因是政治“偏房”，难免有更器重“偏房”系统的倾向）；至于藩镇，本就是正式权力系统的一部分，只是后来尾大不掉。
但是，我们不能说唐代没有出现“正室－偏房”的畸形权力结构。唐代的君主为限正式官僚系统之权，也另立“偏房”参预朝政——这个“偏房”就是宦官集团。宦官在李世民时代只是“门阁守御，廷内扫除，廪食而已”，但安史之乱后，君主因猜疑武将而宠信宦官，宦官不仅掌握内廷机要，而且侵入外朝系统，担任政府要职。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个副权力系统来牵制正式权力系统，防止权柄下移，但是这个副权力系统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经启动即无法制止。晚唐的宦官权势越来越大，不仅架空正式权力系统，连皇帝的生杀废立都操在其手中。因此，郭嵩焘的名句还需要补正：“唐与宦官共天下”。
相对而言，宋代的中央权力结构是历代最合理的，国家权力的运转也是最制度化的，没有出现“偏房”得势而“正室”失权的局面。许多学者都认为，与汉唐相比，宋代相权低落了，理由是宰相的权力被多个机构分割。这个看法其实不是很准确，就宰相个人而言，权力可能不如前朝集中，但宰相所率领的正式权力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其权力远比前朝稳固，基本上不曾受到帝王与“偏房”的浸渔。
宋代是历史上少见的没有形成副权力系统的朝代，女宠、宦官、外戚、皇室秘书、幸臣等隐权力集团大体上都受到遏制。尽管当时也有太后垂帘听政，那只是特殊情况下摄行皇权，并没有出现一个钳制外朝的内朝；对外戚则“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对宦官也是规定“不典兵、不预政”。即使是贵为天下主权者的君主，对于政事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时人评价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虽有溢美成分，但也并非虚饰之言。我们可以举一例证：内廷国手赵鄂有一次向宋孝宗跑官要官，但官职非皇室私器，随便予人是有违政制的，因此赵鄂的意思是要孝宗法外开恩。宋孝宗答复：“降旨不妨，恐外庭不肯放行。”让他去央求宰相，可是宰相“坚执不从”，并且表示：“纵降旨来，定当缴了。”孝宗唯有一声浩叹：“书生难与他说话！”赵鄂因陪皇帝下棋，与孝宗关系极好，按说是颇有隐权力的，但宋代比较健康的权力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隐权力，连皇帝也不敢肆无忌惮地破坏这个权力结构。我们看过汉唐的私臣乱政，会觉得宋代对正式权力系统的尊重，实为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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