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赈灾，驱动理性反思
作者：任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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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让人震惊。同胞的死难、伤残、惊恐、无助撼动每个人的心灵，召唤每个人迅即加入抗震救灾的行列。国家及时的抗震救灾动员，赢得了灾区民众的心、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赈灾：从突破陈规到回归常识
紧急的救灾时段逐渐过去了，回顾令全世界感叹的举国抗震救灾艰辛历程，我们发现，这次抗震救灾之所以从国家到社会都能够迅速、及时、全面、有效地动员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在大灾大难面前，有了三个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伟大突破：
其一，领导人率先突破体制对灾害的缓慢反应机制，身先士卒，及时赶赴灾区，有效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我们国家是一个单一制政体，每遇大灾大难，国家体制的运转启动，经常得经过从地方到中央的层层上报、审批，等待上级乃至中央高层的决断，才能采取救灾的应对措施。经历这样延宕的决策过程，灾害与救灾之间就有了难以弥合的时间差，救灾最急迫的时段常常因此而耽误。而这一次汶川地震刚刚发生，中央就决定指派政府首脑温家宝总理奔赴灾区，及时成立了国家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并由温家宝总理担任总指挥。这就使汶川抗震救灾的国家动员机制迅速启动起来，救灾急需的各种资源也迅速投向灾区，可怕的灾害与救灾之间没有明显的时间差。救灾的及时到位，既使汶川灾害的减灾提升到了国家高度，因此减灾程度有了重要保证；而且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政府应对灾害行动迟缓的印象，树立起了中国政府的良好国际形象。
其二，灾害信息传播的方式从隐秘掩蔽突破为及时公开。在我们这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度，灾害发生之后，我们常常采取一种隐瞒或冲淡的方式。汶川这样的大灾大难，不能秘而不宣，但也得经过国家高层的慎重考虑，才能向公众发布。这样做的理由，就是断定如此这般最有利于社会稳定，以免公众陷入灾难恐慌。其实，有效地杜绝灾害影响范围的扩大，就是将灾难信息及时传递给可能受到灾害影响的公众，所谓有备无患就是这个意思。汶川地震，没有造成灾区普遍的社会恐慌，就是因为我们突破了封闭灾难消息的传统定势，将地震信息及时传递给了灾区公众和全国人民，这不仅有利于灾区民众及时知情，也使全国了解到抗震救灾的重大、紧急。这无疑是此次灾难让中国人“吃一堑长一智”的悲壮收获。
其三，这次赈灾突破了国家包办一切的陈旧思路。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参与受到国家的积极鼓励，国家领导人向志愿者、向非政府组织赈灾成员表达了崇高的敬意。这是以往匪夷所思的事情。大灾让国家与社会积极互动，围绕抗震救灾的目标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另一方面，国家主动及时地向国际社会求援，这不是向国际社会显示懦弱，而是显示了一个为民众尽责的政府担当责任的勇气。我们还记得以往大灾大难之际，中国政府咬紧牙关决不求助的国家行为。这次我们坦然接受国际社会的友好援助。国际社会的物质援助，减缓了中国应对如此大灾大难的物质压力；国际社会的救援与医疗援助，减低了灾区民众伤亡的数字；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对中国抗震救灾的善意理解，使我们赢得了充满友善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相对从容地谋划抗震救灾。
正是这三大突破，让我们在三个方面回归了现代常识。第一，我们回归了重视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常识。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习惯于以牺牲生命来彰显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次胡锦涛总书记在灾区面对死难同胞的凝重表情，温家宝总理面对灾区孩子们的潸然泪下，国家为死难同胞创设国家哀悼日，体现出国家的人情味。第二，我们回归了一个自治的社会是有利于国家行动的常识。长期以来，国家对社会组织怀有深深的排斥感，认为社会各种组织仅仅是维护群体利益的小团体。但这次汶川赈灾，公民组织和志愿者行动不仅深深地打动了灾区人民的心，而且获得了政府的认可，从而让人看见了一个国家与社会积极互动的现代景象。第三，我们回归了友好的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具有善意的常识。由于我们过去受到发达国家的欺凌，因此对于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态度极为不信任，与西方的对峙由近及远、其来有自。远的如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近的如某些国家对中国奥运的排斥。但这次汶川赈灾，发达国家也积极行动起来，以人类精神理解中国灾难，让中国人乐于融入国际社会，回归国家间友好相处的常识。
防灾：从灾害预测到灾难救治
汶川地震，首先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突破陈规、回归常识的意义。但我们的省思绝对不应止于感动，在严格的理性精神指引下反思这次灾难，是我们内心深处责任意识发出的沉重召唤。救灾必须走向防灾，预防灾害与减灾行动必须紧紧扣合起来。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因此，使全民树立灾害意识就显得非常必要。防灾，就此成为现代国家的系统工程，而不是灾害发生之后的救急事件。
千百年来，我们国家的普通民众似乎都受着乐观精神的鼓舞。这是自然灾害频仍而又缺乏抗灾能力的民族一种必然的精神结构。但我们民族并不是完全没有防灾的历史智慧，民众中长期流行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习惯，就是一种防灾的思维习性。天地人的相关性思维，使中国人历来对自然现象抱有高度的警觉。常规认知与异象观察，构成中国人认识结构的两个界面。只不过这种预防灾害的民间思维习性，常常遭遇到政治障碍：一种政治障碍是有人借助这种民间习性灌注自己的政治意图，以致这种民间智慧的可信度大为下降；另一种政治障碍是政治掌权者借助怪异现象为自己的统治制造根据，这也使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敏锐感知逐渐钝化。因此，在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民间信赖的预测防治灾害的信任传统。汶川地震，人们同样陷入了这样的认知怪圈：人们摄下了地震云，但只被视为庸人自扰；人们发现了蟾蜍大迁移，但也被解释为动物正常搬迁；北川人在地震前几个月不断感受地面摇晃，但也被宽慰地解释为正常的地壳运动。一切异常的现象都被解释为正常的事情，人们也就丧失了防灾减灾的应有警觉，以致于长此以往，人们便安于享受绝对安全的环境条件，像地震这样的大灾大难一旦发生，人们陷入惊惶失措的状态，也就在情理之中。
民众将灾难摈除在记忆之外，既是因为人们觉得灾难不在眼前，也是因为将灾难预测的任务放心地交给了国家。国家就此承担着为民众预报灾害的重大责任。我们中国有着从中央到地方一套完整的预防地震建制，从国家地震局到省市县地震局的专项责任就是监测、预报、研究地震。为此，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期将地震灾难降低到最低限度。尤其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地震，使国家高度重视地震灾难的危害。这次汶川地震，令人遗憾的是从国家地震局到地方地震局，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地震预防信息。这当然也不是地震局的官员所愿意见到的事情，但国家投入巨资建立的地震局机构，其功用究竟是什么，民众的质疑就此具有十足的理由。不得不狠心地告知地震局官员的是，地震局的功能绝对不止于辟除地震传言，如此国家没有必要设立规模庞大的地震局机构；地震局也不能仅仅以地震预报准确率的低下来开脱自己未能预报汶川地震的责任，如此这样公民的接受程度仍然不会太高。官方与民间在地震预报上面如何更为有效地合作，恐怕是突破国家机构独断自然灾害预报权力的有效途径之一。
促使人们思考的问题还有领导姿态与灾难危害之间的关系。无疑，我们得公允地承认，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的领导阶层大多是竭力而为的。但在一个以国家推动发展的状态中，领导阶层的作为大致处于一个常态管理的情形。领导人基本上是以地理的、权力的、权利的、发展的稳态情形作为公共管理的决策依据。不发生灾害，人们对之也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但这种常态化的领导局面，显然不足以应对管理复杂需要的局面。因为一套国家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应付日常管理之需，还必须应对非常状态下的国家紧急状态需要。而后者，整个中国的国家管理体系及其领导人思维的应接能力显然是不够的。一个成熟的现代领导者，不论他在国家领导位置、还是在地方领导位置，居安思危，不只是观念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具备应对日常管理与非常管理两种需要局面的必需。将非常状态的管理需要视为日常运转的事务烂熟于心，是领导能力的一个考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