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来自欧洲的马克思
作者：朱尚同 陈学源 李楚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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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归马克思、读懂马克思
说到马克思主义，国人往往直觉地想到俄国，因为中国人所知道的马克思，几乎都是通过俄国这个“传递手”，从马克思故乡——西欧接力而来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经过先进知识分子的启蒙，就义无反顾地“走俄国人的路”了。至于从俄国人手中接来的火种，是否全是西欧马克思、恩格斯本来的圣火，传递手斯大林等人有没有改变火焰本来的波长、亮度和传递方向，在那风雨如晦的年月，早期的革命者中只有痛定思痛的陈独秀等极少数人有过某些反思。这种反思瞬即随风而逝，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俄国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生于斯、学于斯、长于斯的西欧，更不是传承了从古希腊、从文艺复兴、从十七世纪以降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其核心的人文主义价值观，能把一切都摆在理性天平上加以批判的欧洲。俄国地跨欧亚大陆，在地理上，尤其在文化上是“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从彼得大帝以来，它便努力从西欧移植近代文明，但不论这种移植达到多少高的水平，却始终难以摆脱东方与半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包括价值观、政治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等等），极力维护的是强大的不受议会和法律制约的中央集权体制。在这种传统的基础上，俄国本身是产生不了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价值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不仅如此，俄国虽有幸成为源出西欧的这一真理的传递手，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东方专制的文化理念，将马、恩学说依自己某一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对某些内容或予以修正，如实际上不承认“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或夸大其词，如将“专政”推向极致；或有意淡化，如对“自由人联合体”和思想、舆论自由等等；或公然不予转译。
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黄道奇《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和《读书笔记》二书，以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道奇《顾准论希腊城邦制度及其他》和新版的《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这四本内容丰富、具有真知卓见的书，是原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道奇同志以惊人毅力，穷多年时间完成的力作。湘版《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上溯希腊城邦民主，通过对希腊城邦和我国春秋时期的比较研究，探究何以此后世界历史会有民主和专制两种迥然不同的文明；他由此入手，重温文艺复兴，徜徉于十七世纪末以来数百年欧洲人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诸多流派之间。“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转而研究马、恩二人的一生，着重研读以前被人注意较少或有意忽略的马、恩早期和晚年的著作，研究马、恩在他们自己的一生中，许多理论是如何形成、发展和变化的。
书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在基本立足点和若干重要论点上，从过去直至今天，人们对马、恩学说的研究，确有一些误读或片面性。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作者对其中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解读。据我们的理解，书作者在书中或与本文作者讨论时，提出并探讨了研究马、恩应当理解的若干基本论点。
（一）要真正回归马、恩“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自由人联合体”等等理论完整、准确的含义，必须先懂得，马、恩作为欧洲人，他们在哲学理念上，最大限度地集纳了、包容了欧洲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人道主义和自由。
书作者欣赏并支持陈乐民先生在《冷眼向洋——二十世纪的欧洲》中表述的意见，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学和经济学二者，从根本上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的；可是在哲学理念上，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人文前景，看作“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此，“无产阶级专政”与“自由人的联合体”，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矛盾的，但在马克思的理念中却是统一的，前者是通向后者的手段。马克思追求的是没有阶级的、自由的幸福世界，所以共产主义是最广大的人道主义。书作者以为，懂得了这一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一通百通，达到治学的高层次境界了。
书作者并以为，要读懂马克思，如果“不摆脱中国文化传统的束缚……是读不懂的，所谓中国文化传统，简言之就是以儒家学说为经纬，以法家学说为间架的专制政治学说……用不变的传统思想去解读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又如何能正确的理解呢？”如果切断历史，否定人道主义和自由，只能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异化。这种先例太多了。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片解放思想的气氛中，有人就以势压人地反对和批判周扬所作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报告，致使决心改正错误的周扬郁郁而终。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承认人道主义和异化，真是奇哉怪也！书作者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理论上的争论是不能由哪一个人来裁决的，这种裁决是无效的，思想从来是多元化的。”
显然，除阶级的因素外，文化底蕴（底格）不同的政党、集团和个人，也必将对马、恩学说作出不同倾向、各有喜恶的解读。这里的“文化”是指与一个民族振兴和发展道路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因素，在心理学上可说是习惯成自然的历史“存储反应”。几千年专制制度对今日炎黄子孙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决策者到普通老百姓概莫能外。我们在对马、恩学说的研究中，应当充分考虑到马、恩所集纳、包容的欧洲人文主义，即以人道主义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先弄明白马、恩自己的思路，再涉及其他。道奇在一次与友人小聚中，幽默地自嘲说自己是德国人，就表示了这种自我期盼。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伟大的思想家、学者，追求的是全人类解放的长远目标，千万不能任由现实政治操弄，用政治功利、经济功利或文化功利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成为顾准所说的“史官文化”，即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以政治家的言论为最高指示，使马、恩学说从属于政治权威。如果这样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就完了。这是马克思自己所坚决反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时苏联威望很高，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在欧洲自毁声誉，自我孤立，对欧洲人民完全失去了吸引力，就是这种实用主义的苦果。
书作者在多处地方强调了多元化的观点：社会本身就是多元化的，思想必须实现真正的多元化，有互相激荡的力量存在，社会才会进步。本文作者还认为，马、恩学说的研究本属于“道统”，但有人却偏偏要搞成“政统”，自命为一切绝对真理的“法官”。近六十年中国当代史已经作出结论，唯有思想上的多元主义，而不是舆论一律的一元主义，才有真正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元主义是科学发展和政治、经济、文化进步的敌人，一旦真理成了“钦定”的绝对真理，更是如此。
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从哲学概念和特定含义上，似乎还可以说得通，当然也应十分谨慎！但将着眼于人类彻底解放的马、恩理念，不加分析地加以机械利用，是必然要碰壁的；更何况“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语）。俄国首先“创造”了一条新“规律”，即提前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然后使生产力去适合它，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这一切当然怪不得马克思。
（三）如何正确解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在本书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某些人一听到“专政”，心中自然涌出的样板，就是“马列主义加秦始皇”，就是“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就是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当政者，而且不受任何民主监督的政权等等，甚至认为一部《共产党宣言》就是“阶级斗争”四个字。书作者认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1891年为此书所写的《导言》，对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理论概括，就是“继承了欧洲进步文明的积极成果”的一个实例。过去人们多只在工人政权起始阶段对反动派专政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它所实行的工人（人民）民主方面去理解。其实“巴黎公社”政权的架构虽并非十分规范，却明显继承了西方民主共和的政体。这一政体是在多元竞争性选举中产生的政体。参加公社的三大派各有各的公开的俱乐部（政党雏形），虽然彼此斗争很激烈，却没有一派对他派实行“专政”，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也非常清楚。人们也还没有注意到，他们把国民教育也分立出来了，是不是认为教育属于关系人类进步的更长远范畴，它不应仅仅服从于当政者一时的政治功利，因而教育相对于国家政权，应有很大的自由度？这里，也体现了马克思对人这一主题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