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禁果的启示
作者：启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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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知性上看，一部《圣经》充满诸多悖论，而在这诸多悖论中，有关“禁果”的故事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在《创世纪》中，描述这一故事的文字虽曰简练，情节亦非复杂，然而其中的疑问却是多多。
一、上帝全智全能全善，为何要创造魔鬼这一恶的化身？倘若没有魔鬼的存在，人类始祖就不会背上原罪，整个人类社会亦无罪恶之可言。
二、人类同样是上帝的造物，为何只有他们才拥有自由意志？
三、人类拥有自由意志，乃是因为他们是上帝最满意的作品，然而一旦他们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即偷吃禁果），上帝为何如此严厉地惩罚他们？因而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类拥有自由意志，究竟是他们的幸事还是祸事？
四、禁果为何是区分善恶之果？假如人类不应区分善恶，他们又如何做到趋善避恶，其自由意志在道德领域又如何得以体现？
世上有无上帝，姑可存而不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圣经》是人的作品而不是上帝的作品。作为人的作品，其“禁果”故事的悖论诚然是其作者思想上的自相矛盾，然而从整个一部《圣经》看，我们又很难得出作者思想肤浅的结论。唯一的解释就只能是：“禁果”故事的悖论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或者说，作者为了说明某些深刻的道理，不得不把这一故事作一悖论的处理。
《创世纪》中的“禁果”故事富含着极其深刻的政治智慧。此种智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被人们所重视，或者说人们思想的兴奋点尚未侧重于这一方面。然而上帝的原则是永恒的，超乎时空的，随着人类政治活动愈来愈理性化，“自由”二字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有关“禁果”的故事也就愈发体现出其思想的深刻。尤其是当我们联想到近年国内外有关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乃至新左派的诸多话题、诸多争论，更能感觉到两三千年前的犹太先知们是何等的富有远见。
新自由主义是上一个世纪的思想产物。其学说既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又是对现代极权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应该说，从自由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史来看，这一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派别可谓达到了较为成熟的思想形态。然而就在其形成之日起，便引来各家各派的商榷与批评，其中尤以社群主义为甚。在社群主义看来，罗尔斯用以架构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范畴，如无知之幕、原初状态、社会契约、个人主义等等，几乎都存在学理上的问题。新左派虽然同新自由主义没有大的交锋，兴趣亦主要不在学理上的究辩，但是其社会发展之主张，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却又是两股道上的车。
这几种思潮究竟孰是孰非？如果说，相对于另外两种思潮，罗尔斯的学说确可胜出，那么它的学理根据究竟何在？特别是，面对社群主义或新左派关于“无知之幕”、“原初状态”、“普遍主义”诸问题的诘难，新自由主义将如何据理力辩而不是勉强性的且退且守呢？
对此，《创世纪》的“禁果”故事或许可以给出一种根源性的答案。
自由意志与个体本位
个体主义又叫做个人主义。以往，我国学界乃至民间谈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常常是从道德的层面上去理解，等同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错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一对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畴，思考的问题是社会组织构成的出发点以及制度法规的价值性前提，而非道德动机与行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则纯系道德范畴，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
个体本位一直是自由主义所坚守的一个重要原则。道理很简单，如果撇开“自我”、“个人”这样的概念，自由主义将无从谈起。新自由主义者亦不例外，而且在他们的学术著述中，也没有为这一基本原则增添多少新的内涵。然而尽管如此，社群主义以及新左派，无论其自家观点的阐发还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首先瞄准的就是个人主义这一靶的。在他们看来，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将历史与社会一并简化了，似乎一切复杂的历史活动、政治事件、经济变迁乃至社会制度，都可最终约简于个人行为。所以他们将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又称之为“原子主义”。倘若从经验事实看，自由主义对个体的张扬与社群主义乃至新左派对集体、国家、民族的重视，很难说孰是孰非，一如人们常有的“大河无水小河干”与“小河无水大河干”两种说法均为不谬一样。
之所以会有“公婆吵嘴”式的无果之论，缘由便在于新自由主义所继承的个人主义，哲学理据在康德和亚当·斯密那里，仍只以个体之恶与整体之善的关系看待个体本位的理论合理性。虽然不能说康德和亚当·斯密欠于深刻，但康德有关树木的比喻（森林中的树木因为互相争夺阳光和空气而变得美丽挺直）以及亚当·斯密关于面包房老板的分析（我们靠面包房老板的自利考虑得到我们的晚餐），总不免有些形象有余而理据不足。康德的树木比喻虽曰精妙，但树木岂可同人相提并论。树木只能遵从自然法则，而人则有自由意志，岂可仅用自然法则予以说明？亚当·斯密的“面包房老板”固然因其私恶而得公善，但问题是，善恶公私四者之关系的组合乃有八种（即私恶公善、私善公恶、公恶私善、公善私恶、公善私善、公恶私恶、私善公善、私恶公恶），我们在分析其经济行为与其社会效应时，为何仅取其中的八分之一呢？私恶可以导致公善，为何私善不能带来公善、公善不能带来私善呢？因之，问题的关键不在私恶如何带来公善，而是在于除了这一致善的途径，余者何以都不可靠？
对善恶问题的思考，或是实际生活中的善行恶作，主体只能是行为者自己。主体的置换词是“行为的自我”。“行为”和“自我”同样重要，也许有无自我的行为，但那只是动物的行为，不在上帝的格外关注之中。人类作为上帝最满意且被赋予自由意志的物种，行为必须同自我联系在一起。因而对于人类来说，上帝既是慈母又是严父。慈母对其格外宠爱，赋予他们一种特别的礼物即自由意志；而严父则格外看重这份礼物的珍贵，对其受惠者也就格外地苛求。既然受惠者已得惠赠，那么对于这份特别的礼物也就应该予以特别的珍惜。由此亦可说，自由意志之于人类，既是一种荣幸，又是一种负担。伊甸园有那么一棵智慧之树，实乃上帝对人类的一种警示。魔鬼的意义亦在于此。
受惠于上帝的自由意志，在受惠之时为被动之物，然而一旦受惠，并且因之而作为人的内在本质，那么人类之与自由意志也就不再是被动与主动的关系。因为上帝创造人类，物质的与精神的创造是同时进行的，绝不是先有肉体然后再有精神。或可说，在上帝造人的设想中，物质与精神就不是二元论的关系。在这里，“在”与“思”是不可分的，远不是笛卡儿所说的那样：“我思故我在。”因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在”是作为“思”的“在”，“思”是作为“在”的“思”。
然而不管“思”也好，“在”也好，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思者之“在”抑或在者之“思”都是对“自我”的痛苦体验，都是对自由意志的炼狱般的考验。原因在于，有着自由意志的人类，生活远没有其他动物那么简单。上帝没有给其他动物以自由意志，同时也没有给它们可供选择的东西。它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即任凭自由律的摆布。而人却不同，他时时处在十字路口，亦必须时时对是与非、善与恶作出自己的判断。
判断是自我的判断，而且也只有自我才能判断。自我只能是个体的。别人可能在旁劝告或是唆使（后者如唆使夏娃的蛇一样），但决断权始终只在自我。人类的始祖夏娃和亚当不听上帝的警告而听了蛇的唆使，自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在可否之间，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类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决断。这就好像未成年人同成年人的关系一样。未成年人作奸犯科可以宽恕，至少可以罪减一等。而成年人不一样。你只要有了判断能力，一旦犯罪，便只能按律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