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书屋絮语

作者：邵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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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在自述之中谈到，从凤凰到北京时感受到了“五四”的余波，虽日子苦闷，生活难以维持，但他依然内心“欢喜”。沈是少有的、喜欢用“欢喜”、“妩媚”与“人多如蛆”的现代作家，私下以为理解透了它们，便可以知道他自己说的“阴暗面”。沈的自述是“五四”精神光照下的一帧剪影。
　　今年关于“五四”的纪念活动不如从前，我们都有“淡忘”的嫌疑。是的，间或再喊“中国文艺复兴”；我们这些年，多少对得起“赛先生”，对“德先生”却问心有愧者有之；间或“打倒孔家店”太过激，给孩子洗澡时连水一起倒掉了，致使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产生“断裂”者有之，世象纷纭、议论丛生，我们确实在不断地反思。所谓“新启蒙”，实际上是在还原历史的本真，全面评估“五四”精神的实质，将真正符合历史潮流的精神继往开来并发扬光大。尽管如此，我们的思想界还是走了不少弯路，到如今有些东西还是一笔糊涂账。
　　“五四”除了显性的“白话文”、“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更大的部分应该是“人的觉醒”，学界后来讲“救亡压倒启蒙”，多少有点避重就轻，出于想省事的念头。直到顾准的“发现”，“南王（王元化）北李（李慎之）”，这当中还应该包括李锐这位老将，人们才缓过神来，用王元化的话说“向着更人性的目标走去”。“五四”精神内核就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人性、人道、人文、人权是“德先生”的身躯，它们血脉相通，呼吸一体，缺一不可，这才是“新启蒙”最大的贡献。
　　对于“五四”白话文，钱基博深以为恨，他说从文言文到白话文是对国语最大的“伤害”，并点名批评章士钊欧化的文言文，鲁迅、徐志摩欧化的白话文。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必须学会尊重并思考其观点。
　　我们有些地方确实“开坏了张”，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延续方面做得不好，方向不对，这与“救亡”如何并没太深的关系，现在后遗症却很重。还有“人的觉醒”之后，借人性、人道、人文、人权之阐释和发挥成为自私的工具或政治的手段，多少有点不伦不类，这些应是“新启蒙”之后我们检讨的起点，不能再找理由或借口来敷衍，我们不要愧对了上一代，又将去愧对下一代。
　　今年的五月四日早过去了。实在话，现在来谈近九十年的“五四”精神，强调“新启蒙”之后我们该再做些什么，真有点不合时宜；何况在物质“决定”精神、物欲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更是件“奢侈”的事。问题是总得有人来做些不识时务的事，说些该说的话，我们总该让这个世界如沈从文所说“欢喜漂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