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不平等加剧伤害了谁？
作者：陈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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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加剧伤害了中产阶级
随着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走向富裕社会，温饱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这是人类划时代的大事。从绝对意义上说，人们确实比以前富裕了，但是在走向“后物欲时代”的时候，不平等问题似乎更加突出了。大概是因为“一穷二白”的时候，大家都穷，不平等不显著。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不同的人群增长值是不一样的，财富占有上的差别在加剧。比如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变化，从1949年到1979年，最底层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的税前家庭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六，最高层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的税前家庭收入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九；而从1979年到2003年，最底层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的税前收入仅增长了百分之三点五，而最高层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的税前收入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五点七。越是底层的人，收入增长越低，这样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愈加剧烈。那么，这种不平等的加剧究竟伤害了谁？又是怎么样伤害了他们？以《赢家通吃的社会》和《奢侈病》而闻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在2007年出版的《落后：不平等加剧是如何伤害中产阶级的》一书里对此做了很好的分析。
研究显示，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人们的幸福和快乐平均数越低，人们的离婚率和自杀率却较高。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弗兰克因此分析了不平等加剧对中产阶级的伤害。那是由于上层阶级的收入增长很大，把一些具有地位性符号的商品价格抬得很高。而中产阶级的人们不甘愿于落后，就要追赶上层阶层，因为不论他们的绝对收入是多少，周围的富人都会使他们显现出自己是贫穷的。为了买好房子、车子、花园等等，他们不得不把本应有的闲暇都用来努力工作挣钱。睡眠更少，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更多，储蓄更少，贷款更多，从而伤害了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比如为了住上宽敞漂亮舒适的大房子，在距离较近的地段买就太贵了，只有上层人士才能买得起。怎么办？就到离工作单位更远的地方买，结果是每天上班大量的时间花费在从单位到家的路上。随着可以买到的大房子的距离越来越远，花费在路上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据说有的人每天路上花费四个小时。
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金钱和快乐不再有必然的联系。这些中产阶级的人们努力地挣钱，收入的增长并没有让他们的幸福和快乐提高，因为作为主观体验的幸福和快乐，某种程度上在于他们和周围人们的比较。消费品的价值不再是其使用价值，而是显示高贵身份的符号价值，显出比别人更牛皮，也就是说，在哪里吃饭和怎么样吃比具体吃什么似乎更重要。
那么，这些中产阶级的人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弗兰克从社会生物学那里寻找人类行为的解释。在达尔文理论的框架里，生存和繁衍是个体一切行为背后的动机。凡是可以增加自己在竞争中的生存机会和繁衍后代机会的事情，都有追求的动力，而且随着可以带来成功的大小排定一个优先次序。个体在集体中的排名至关重要，它牵涉到个人的声望和资源获得机会，从而增加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后裔的成功机会。在生物学上说，一点小小的差异可以带来未来成功机会的云泥之别，因此人们本能地在乎地位的高低。按照弗兰克的观点，人们追求的物品或者消费品，可以划分为两类：位置性物品（Positional Goods或者翻译为地位商品）和非位置性物品（Non-positional Goods）。前者是可以看到的有形物品，如汽车和住房，与其他人所拥有的同类物品的比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物品的价值，即这类物品的消费会影响消费者在某一社会环境中的相对地位，故被称为位置性物品；后者是指那种消费是外界无法看到的物品，如储蓄产品和保险单，因此被称为非位置性物品。弗兰克认为位置性物品的消费者通过在不同消费者之间的横向比较，可以带来他们的炫耀性地位。
在诸种位置性物品或者商品中，对子女的投资无疑是其中之一，比如子女上的学校的名望、学习成绩的好坏、艺术修养等等。对这一点中外父母都一样，抱怨“减负”减不下来的中国父母对这一点体会得也许更深刻。在达尔文理论的框架里，抚养子女使他们获得良好的素质，能够在同龄人中竞争而成为成功者，无疑是最明显的成功的标志之一。比如，绝大多数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有一个高薪而体面的工作，但是这种事情都是在和周遭人们的比较而言的，高薪体面也是和他人比较出来的。因此，在每一轮竞赛中，父母都努力试图让他们的孩子跟上大家或者超过对手。教育的投资也因此成了家长们的竞赛，高费择校，或者上贵族学校也就不奇怪了。在美国，父母最重要的一项投资是在好的校区附近买一所房子。因为这样的社区房子会非常昂贵，因此如果算在教育投资里，“负担”着实不小。他们不去上免费的公立学校，而去上费用高的私立学校。在中国的城市里，现在这种情况也不稀罕了。问题在于这种竞赛中，因为学校招生人数的限制，总是只有那么多学生可以接受到这种“优质”教育，为了孩子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从而增加竞争优势，父母只得全力以赴。在中国，现在教育投资也是父母、孩子共同的竞赛，子女教育目前已成为老百姓家庭负担中主要的部分。
这种对位置性物品的竞争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浪费和扭曲，这是一个对个体而言是理性的，而对集体而言却是非理性的行为。就像在剧院看戏，为了自己看得清楚，站了起来，后面的人不得不站起来，每个人都站起来，累得要死，大家看的还是一样，每个人都踮起脚尖看，更痛苦。每个中产阶级人士都这样不顾命地努力加班加点地工作，对个体而言，可能会增加一点地位的上升，但是对中产阶级整个阶级而言，地位还是基本不变，而且造成了人的生活乐趣降低，健康受损，这对社会绝对是坏事。物品的价值总是和其背景联系在一起的。弗兰克多次引用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小伙子送给恋人玫瑰花表示爱情，在贫穷地方，一枝就够了，在富裕地方要一百枝才够，或者九百九十九枝才行。关键是和周围人的比较，攀比的结果是大量的浪费，陷入弗兰克所说的“奢侈病”困境。如何拯救中产阶级的这种“困境”，作为经济学家的弗兰克，提出的对策就是征收消费税。越是属于奢侈性的商品，消费税的比率越高，从而达到抑制人们炫耀性消费的“奢侈浪费”，这也是缓解不平等加剧的一个策略。
对于日益富裕而且收入差距也愈发增大的我国，弗兰克的分析和对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着火的世界”伤害的不仅是中产阶级
不平等加剧伤害的不仅是中产阶级，实际上最终是整个社会。在前面说到，不平等加剧了对中产阶级的伤害部分，我没有提到的一点放在这里比较合适，就是中产阶级对公共物品的投资减少，比如公立学校、道路维修、环境保护等，都反过来给中产阶级本身带来了生活质量的损失，而这个损失对整个社会都有影响。如果说在美国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情况下，不平等问题还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的话，那么让我们把视野转向拉美、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的一些国家，则别有一番风景：着火的世界。
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着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是如何造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的？》这本书，就极富说服力地对这些地区国家的不平等加剧造成的族群之间的仇恨和社会动荡进行了分析。当然，作者的目的是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向其他国家输出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时候，忽视了被输出国家的实际情况，没有达到预期的后果，反而是造成了不平等的加剧，从而引发族群间的仇恨和社会的动荡，甚至是全球的动荡。
在伯克利大学的“与历史对话”节目里和本书中，作者都谈到她的写作“背景”：蔡美儿的父母都是从福建移居到菲律宾，后又移居美国。1994年蔡美儿的姑妈在菲律宾被司机（两个佣人是同谋）暗杀，但破案的结果不了了之。警察说，主犯已逃走，案子就结了。在搞法律的蔡美儿看来，它实在太荒唐了。但是，因为国家权力在菲律宾人手里，警察是菲律宾人，华人没有政治权力无可奈何。从这个让蔡美儿很震惊的案件出发，她进一步思考了西方输出的自由市场民主，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会带来怎样不一样的结果。比如华人在菲律宾，人口属于少数民族，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三，但是占有百分之七十的财富，而民主造成的多数人的统治，导致他们在政治上没有权力，所以抢劫、暗杀及排华事件就不断发生。而正是自由市场使得少数族裔发了财，但民主使得多数人的暴政得逞。这样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华裔作为少数族群主导市场的东南亚诸国，还发生在“白人”积聚财富的拉丁美洲，犹太人在俄罗斯，印度人在东非如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黎巴嫩人在西非，白人在津巴布韦、南非等等，还有鲜为人知的非洲基库尤人在肯尼亚、伊博人在尼日利亚，以及克罗地亚人在前南斯拉夫，他们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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