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两位真正的思想者
作者：罗银胜
字体： 【大 中 小】
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与世长辞了，中国又痛失一位文化大师。回想起我从事顾准研究岁月里，得到过先生的热忱帮助和精心指导，如今顿失恩师，不禁悲从中来……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在我的印象中，元化先生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与他相处，那种温润，如同摩挲着一块古朴的美玉。先生还十分关心拙作《顾准的最后二十五年》和拙编《顾准再思录》的出版，亲笔题写了书名，还不顾年迈体弱，援笔书赠了一款条幅，内容是：“顾准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个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出现，都作了思索，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知的独立精神。”先生的题词，用力遒劲，内容深邃，这也是对顾准精神的高度评价。
对顾准的推崇，王元化先生发自内心，言行一致，只要一提及，总是滔滔不绝。在这一方面，王元化先生对顾准的解读，动人心魄。他在评述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直呈该书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1〕事实上，顾准为了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成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妻子自杀，子女与他划清界限，老母近在咫尺却无缘相见。
对此，王元化语气沉重地说道，顾准“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2〕。
作为一个思想者，顾准所思考者，因为具有颠覆性的“解毒”作用，随时都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做了。为什么？王元化认为，这是因为顾准“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他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驱动他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3〕。
顾准生于1915年7月1日，靠天分和自学成为会计学的翘楚之材，1934年在上海组织马列主义秘密团体“进社”，主动联系并服从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于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他毅然离开名高利重的职位，赴新四军工作。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并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党组成员还有陈毅、潘汉年、方毅等人）、华东财政部副部长；1952年，在“三反”运动浪潮中，以所谓“思想恶劣阻碍三反”的罪名被撤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因为超前的经济学观点和其他言论被打成右派并被开除出党；1974年12月因癌症逝世。
顾准失去官位后，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在1957年《经济研究》第三期上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这是非常大胆和超前的观点，这也使得他成为在中国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人。他的观点启发了当时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孙在五十年代提出了价值规律问题，还影响了吴敬琏等年轻的经济学家，他们在三十年之后为建立市场经济所做的论证对改革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顾准比王元化年长五岁，他们在青年时代，都服膺共产主义，满怀革命激情，积极投身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并肩战斗、共同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顾准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致力于党的文化救亡活动，深受大家的拥戴。事隔几十年，这一印象还一直留在与其并肩战斗的战友记忆之中。王元化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抗战初期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顾准是我的领导。那时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文委负责人之一。我以自己曾在他们两人领导下从事文化工作而感到自豪。……可是，我和顾准在1939年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连音信也断绝了。现在留在我记忆中的顾准仍是他二十多岁时的青年形象。王安石诗云‘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不妨举世嫌迂阔，赖有斯人慰寂寥’。是的，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才不会感到寂寞。”〔4〕
前面已经说过那时王元化在江苏省委文委领导下工作，孙冶方是文委书记，顾准是文委副书记。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是中国自由经济思想之父，一个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先知，影响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与历史，功莫大焉！后来表彰孙冶方、重新发现顾准，都是王元化先生亲身所为。
王元化先生还介绍说：孤岛时期他所在的文学小组由戴平万、林淡秋分头领导，而孙、顾二人都代表文委参加过他们的小组活动。王元化在党小组会议上常提意见，有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反对组织的决定。顾准就说元化谈自己的看法不错呀，说明对工作负责。
王元化至今还记得当顾准代替文委的另一个同志来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时，大家是多么高兴。原来那位领导过于严肃，对他们动辄加以训斥。而顾准是富有人情味的，他第一次参加小组活动时还拎了几包糖果来，大家边吃边谈，毫无拘束。
王元化对其中一件事的印象很深，当时他负责文艺通讯的组织工作，这是一个群众团体，参加的文艺青年有两三百人，突然文委决定解散，他的思想不通，小组同志几经说服，他仍不服，就越级给顾准写了一封长信。小组有些人对王元化的这一举动颇不以为然，可是后来他听蒋天佐转告，顾准当时却说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还是好的，虽然他对王元化反对解散“文艺通讯小组”的意见并不同意。
王元化满怀深情地说，“抗战初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党内生活又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朝气，这一切都使我们这些正拼命地吸取知识的小青年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那时我们的生活笼罩在一片欢腾的气氛中，虽然敌人是残暴的，工作是危险的，但我们还没有经受理想和现实的冲撞，我们心里的阳光还没有被任何云翳所吞没”。只可惜，王元化与孙冶方倒是文革后有几次晤谈，而顾准自1939年分手后两人再也没见过。
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不久，有幸结识了知名学者、顾准的胞弟陈敏之先生，在他的精心指导下，开始曲折而漫长的顾准研究工作，迄今忽忽已近二十载。通过与陈敏之、王元化等人的接触，我了解到了王元化与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
王元化为恢复顾准的本来面目、弘扬顾准精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早在《顾准文集》出版之前，王元化就在由他主编的《新启蒙丛刊》第二辑《危机与改革》上，刊发了顾准的遗作《希腊思想史官文化》一文。在他执笔的该辑《编后》对先生念兹在兹的顾准，作了着重推介：
我们不想按照一般通例，对论丛的作者标出头衔，更不愿做任何溢美的介绍。文章发表后，就应当让它们自己去说话。它们是属于公众的，只有公众自己去评判才是中肯的。不过，这里我们也要破例介绍一下本期的一位作者顾准。他这篇文章和他尚未发表的大量文章，都写于文革时期。严格说来，它们不是准备发表（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文章，而是和他弟弟陈敏之的通信。顾准很早参加革命，但命运多蹇，在流离颠沛的黯淡生活中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悲惨生涯，于文革中身故。编者曾读了他的大量遗稿，对他十多年前处于封闭环境中所写的这些有见解的文章，不得不感到惊讶和赞佩。尤其在一系列论述民主问题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今天看来仍堪称为是先进的卓识：我曾听到一位朋友感叹我国知识分子不像苏联知识分子那样，纵使在斯大林清洗时代，仍坚持写作，弦歌不辍，敢为历史作证。但是我认为坚贞敢言之士和孱弱怯懦之辈到处都有。象顾准这样的人不会是孤立现象，我们相信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动人事例呈现于世。我们也希望从尘封中能够发掘出更多闪耀着光辉的文字，如果编者能把它们公之于众，和读者共享阅读他们的愉快，那将会使我们感到荣幸。〔5〕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