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如可赎兮 人百其身
作者：李文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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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8年5月9日二十二时三十九分，王元化先生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我们！王先生年近九旬，重病缠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一再嘱咐家人和医务人员，到了病情危急而他又陷入昏迷之际，一定不要作创伤性抢救，让他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王先生的这个嘱咐无疑是非常明智的，但熟知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还是涌起一阵悲哀！
对被重病折磨的王先生个人来说，死亡不啻是一种解脱，但对我们这些如王先生所说“向着更有人性的目标走去”的人来说，却是深深的悲恸！这种悲恸的感情完全出于自然。不仅是对王先生，凡是对人类充满悲悯的情怀，以及对人类的民主进步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人，我们希望他们都能长寿。他们就是多活一年，对人类进步的贡献也是不可以道里计的。比如王先生，他殚精竭虑进行的是回首百年、重新启蒙这一承前启后的宏伟工程——以超越的立场，冷静而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戊戌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也可以说，反思启蒙是为了更好地启蒙。他鄙夷一切阻碍民主进步的愚蠢行为和落后文化，他鞭笞导致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陷入深重灾难的极左思潮。他有大海一样深沉的爱和悲悯的情怀，而在他心中鼓荡的，更是忧虑、痛苦、憎恶和希望。
当初我在电话里把我们这些感悟告诉王先生时，电话里传来王先生欣喜的声音，连连说：“你们看出来了？你们看出来了？”是的，我们看出来了。不仅看出来了，在后来阅读王先生的著作以及其他思想类的著作时，就常常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回首百年，重新启蒙；反思“五四”，超越“五四”。这一浩大工程在王先生这里，像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海。比如王先生对重新启蒙的切口很小，那就是他把“五四”精神归结为“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其核心就是“个人自由”。王先生认为，“五四”时期提出的个性解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压抑个性，对人、对人权的践踏和蹂躏。这是传统文化中最丑陋的一部分——专制制度的野蛮残酷与反理性，人民遭受的苦难与蒙昧，社会发展的停滞与落后，都与这有关。王先生说：“自由、民主、人权等等名词由西方传入中国以来，人们都会说，可是却很少有深入的钻研，结果在人们头脑中只剩下一个朦胧的概念或几个口号。就以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学说来说，它的起源和发展流变，它在英美经验主义和大陆理性主义的不同思潮中形成怎样不同的学说和流派，以及当它传入中国以后，我国思想家对它作过怎样的诠释与发挥……这些问题都是建立现代民主社会、民主体制所必须弄清楚的。”
王先生还说：“早在1919年杜亚泉就提出游民与游民文化问题，指出这就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根源。所谓游民，是指过剩的劳动阶级，即没有劳动地位，或仅作不正规的劳动，其成分包括兵、地痞、流氓、盗贼、乞丐等。游民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相结合，就产生了游民文化。游民文化的破坏性非常大，一旦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以此性质治产必至于失败’。游民和游民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很少被人涉及。”而王先生从杜亚泉的论著中生发开来，道人所未道，给人以启迪。
当我在电话里和王先生探讨这个问题时，王先生说：“‘五四’时期参加东西方文化论战的诸家，特别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问题上。现在看来，所谓新旧之争，其实就是文明与野蛮之争。百年反思，我们应从保守派那里清理合理的部分，从激进派那里清理不足的部分。比如柏拉图赞成奴隶制，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他。杜亚泉作为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带有浓厚的民主色彩。他虽然服膺理学，但决不墨守。1918年，杜亚泉撰《劳动主义》一文，称许行之言深合孔子之旨，与子路迥别，是劳动主义者。孟子则是分业（分工）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所赞同的，不是孔孟，而是托尔斯泰在《我的忏悔》中所倡导的体脑结合‘四分法’。这不是理学家所做得到的。”王先生在电话里特别强调：“我们在谈到传统伦理道德时，必须注意将其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别开来。不作这样的区分，任何道德继承都变成不必要的了。每一种道德伦理的根本精神，都是和当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混在一起。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伦理道德在历史过程中所表现的呆板僵硬和带给人们的黑暗冤抑。对此，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漠然视之，要有一颗深入幽微的同情心。但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发展的，与时俱新、不断运动着的。所以，对传统文化的冷静思考，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这里，王先生提到泰州学派。他说：梁漱溟最服膺泰州学派，认为“晚明心斋先生、东涯先生最合我意”。当年王艮二十岁了还不识字，在海边煮盐，衣衫褴褛，食不果腹。但在穷困的生活中他并未潦倒下去，而是发愤求学，师从王阳明，但又不墨守阳明之学，谨承“良知”之说，主张爱己爱人，认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提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最后父子二人从阳明门下发展成泰州学派，直到晚明李贽都是这种思想的延续。但起自泰州学派的反礼教反传统思潮，后期却“荡佚礼法，蔑视伦常”，发展到近代，愈益极端，成为小传统中最坏的一部分，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破坏性。
除了“五四”启蒙精神、杜亚泉等提出的游民文化和传统伦理道德之外，王先生几次嘱我注意的还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这可不是个简单问题。王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反思中，对自己过去所信仰、所崇奉、所迷恋的某些人物某些思想观点，作了再认识再评价，其中包括精读《社会契约论》所引起的思考。我在电话中说到卢梭是个“启蒙思想家”时，王先生说：“话是可以这样说，卢梭对人权、对国家学说有其完整的理论，特别是公意说是卢梭理论的核心。但是，卢梭把确认什么是公意什么不是公意的能力赋予一个立法者，说他像一个牧羊人对他的羊群那样具有予夺性，犹如神明，这确是一种危险的理论。卢梭的这些话当然不是鼓吹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他只是用浪漫的语言，对那些具有最高智慧却又超然物外的异邦立法人，情不自禁地发出赞美罢了。可是他没想到，他那立法者如果像神明一样掌握公意的理论，只要略加改动，那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卢梭身后的历史证明上述恐惧并非杞忧，因为后来果然出现了一些以牧羊人自命的领袖，他们的倒行逆施也都不一定是出于为恶的目的，但因为他们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自以为掌握了人类的命运，所以才悍然不顾地干出了令千万人战栗的蠢事。”
回首百年，重新启蒙；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再认识；以及卢梭的公意说，这三点都通向中国现实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说，王先生高屋建瓴把几十年的问题归结到这三点上来。王先生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以寻求真知。我问王先生：是不是可以把反思说成是一种忧患意识呢？王先生说：是的，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我们思想上受到了震动和冲击，才引起了痛定思痛的要求吧。我说：重新启蒙是一个浩大工程，如您所说，多一些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需要很多人特别是思想家的参与，效果才能逐步显现出来。王先生说：我一辈子不搞帮派，我赞赏“和而不同”与“群而不党”的古训，对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行为很反感。我说：不是拉帮结派，而是为着重新启蒙这个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共同事业，为着我们一步步奔向的那个理性社会，您的许多思想论点需要有人正确阐述。现在就有令人担心的情况发生——从您那里各取所需。比如有人苛求“五四”先驱，大骂鲁迅、胡适；有的大讲继承传统，夸赞“国粹”，从一个片面到另一个片面。电话那头王先生沉默良久。我说：姜弘兄是搞文艺理论的，非常关心重新启蒙这项事业，请他就您的思想论点进行阐述吧。稍停，王先生说：你先跟他谈谈吧，看他是个什么意见。这就是姜弘兄以信的形式写出的两篇力作——《关于百年启蒙问题致王元化先生》和《关于五四精神及游民文化问题致王元化先生》——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