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白话作家及其命运

作者：狄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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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近来颇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当代文学不满。从德国的汉学家顾彬到国内的精英知识分子都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他们有的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之所以遭到大众的遗弃，是因为中国作家不敢正视社会的矛盾，他们不缺少技巧，缺少的只是良知和勇气；还有的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越来越边缘化，是因为中国作家普遍缺乏思想，根本上就不具备传达一个时代精神诉求的能力；还有的干脆认为，是这些作家不用功，整天扎堆，不是吃饭、喝酒就是打牌、泡妞，怎能写出力扛千鼎的作品？
　　这种对文学的普遍不满，颇类似于上世纪初中国人对当时文学的感觉。差不多整整一百年前，一班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对当时中国的文学也是强烈不满，一致认为有改革的必要，至于怎么改，从什么地方入手，各人又有各人的看法。最后是胡适的意见占了上风。他认为，文学革命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从“形式”一方面，也就是语言文字方面下手，因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文学革命如不先革文字的命，就会流于大而无当的空谈。通过参考近代欧洲国家国语文学产生的历史，他认定，文言是一种死的文字，死文字绝不会产生活文学。中国要想造就一种能表现当下中国人活的情感、活的思想的新文学，就必须放弃文言文，拿白话做文学的工具。因为思想对一场文学革命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思想是不能悬空来谈的。
　　也许有人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中国当今的作家使用的不是白话文吗？中国当今的作家使用的当然是白话文，但我总觉得他们使用的白话还不够“白”，总有点道貌岸然，总有点装腔作势。因为作为一种工具，文字的最大功用在于表情达意；而表情达意在于用最简洁的文字达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与同情为最大成功。因而不是说用白话写的作品都是好作品；但可以说，凡是好的、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具有“白话性质”的。《诗经》《论语》自不必说，汉乐府，元稹、白居易的诗，五代、两宋的白话词，元代的杂剧，明清的散曲和小说，即使在文言文一统天下的时代，也难以掩饰它灼灼逼人的美。因而胡适认为：“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录，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
　　
　　二
　　
　　在古代，由于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因而读书人总有些沾沾自喜。未入仕前写的文章只求合“试官”的口味，所以才会有宋代的举子们“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感慨；入仕以后写文章当然不用再考虑“儒学提督”们是否喜欢，但同样也只满足于少数“知音”的赏玩，并不会顾及到“多数人”的程度和口味。白话文学的价值恰好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写给某个大臣、某个皇帝、某个考官集团的，也不是冲着某笔奖金、某个财团、某个诱人官位而来的。他写作是因为他快乐，他有话要说，他“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因而，他不会也来不及把思念美人先翻成“蒹葭苍苍”，把旅途想家先翻成“王粲登楼”，把怀才不遇先翻成“李广难封”等千百年前的典故。他要用自然的语言抒写自然的情绪，绝不会考虑对仗押韵、破题起讲等人为的规矩。“自然”——在这儿，意思就是“自己的样子”。
　　既然白话文学这么简单易行，为什么千百年来人们用繁难的文言写诗作文？原因在于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是政府聘用人才的最主要制度，而这个制度又规定文言做它的唯一合法工具，所以普天下的读书人就不得不拼命修习文言以换取功名利禄。可以想见，在千年之久的“科考”历史上，具有像吴承恩、吴敬梓这样想法的人一定很多，但一想到“曲江赴宴”、“雁塔题名”，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放弃。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清政府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那么，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仍然没有市场，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取得成功。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能够放弃世俗的利益，顶住权力、地位、锦衣美食的诱惑，去做一项前途未卜、风险极大的事业的人，总是少数；尤其是在政府垄断一切荣誉和地位的专制社会里，让所有的文人都甘于贫贱，抱困终生，不是奢望，也是梦呓。
　　我说了这么一大套，有人可能会问：这与当代文学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们现在还在实行科举制度吗？我的回答是，科举制度当然没有了，但政府通过类似“科举”的手段赎买知识分子的本质并没有变。“科举”的名目是不存在了，但谁能说高考制度、学位制度、作协制度、各种职称评审制度、学术团体的课题申领制度不是“科举制度”的余绪？作家们要想写出震烁古今的不朽名篇，还得像施耐庵、曹雪芹一样摆脱各种来自体制的诱惑与压迫，进入一种真正自由的人格状态中去。虽然一个作家独立人格的养成，要依赖整个社会的制度转型，但在公民社会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远离朝廷，远离一切体制化的文学衙门和翰林机构，仍然是每一个有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
　　
　　三
　　
　　与那些优秀的古典作品一样，近年来凡是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不是具有“白话性质”的。王朔的小说你可以不喜欢，可以说它是“痞子文学”，可以说它是“大院子弟冒充平民”的“二重反革命”，但有一点你得承认，王朔的小说之所以风行天下，恰好就在于他的“有什么说什么”。他的躲避崇高，他的解构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教条，他对知识分子的“假清高”“真无聊”不遗余力地嘲弄、挖苦，在一个以说谎为荣、以伪善为高的社会里无疑是有极大的瓦解作用的。尤其是王朔的语言，那种采自北京街头混混的“炼话”，那种庄严中带着戏谑、调侃中藏有机锋的“京白”几乎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报纸杂志、娱乐节目甚至新闻报道、理论文章的标题都出现的“口语化”倾向，就与王朔的作品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因而，要说对中国汉语言的影响，新时期文学以来只有不多的作家可以和王朔相比。
　　发生在上世纪末的“盘峰论战”，将潜藏在诗歌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为一场中国诗界自“朦胧诗”之后又一场重大的话语权之争。除去明显的“哥们义气”和逞强斗嘴外，这场论战使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公开决裂，中国新诗由“朦胧诗派”及其孑遗独霸天下的格局从此被打破。其中一个重要收获是，“民间写作”持守的“口语化”立场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以“朦胧”、“书面”、“优雅”为主要用语风格的“知识分子写作”。此后，方言、俚语、江湖黑话、结舌音甚至民间粗口也被大量引入新诗中。尽管其后以于坚、伊沙为代表的“口语诗派”，在众多蹩脚徒孙的刻意模仿下走向了滥套子，使得“口语诗”在流品不齐的写手笔下迅速蜕变为“口水诗”，但就方向而言，诗歌的口语化是没有错的，它代表了一种文学语言在过分讲究规矩和某一阶级的高尚趣味后，必然走向没落、僵死，最终要从民间语汇中吸收生气和活力的规律。
　　王小波写了不少的小说，且终生以此自得，但他还是以其不多的散文随笔而为众多读者追捧。今天看来，他在当时大陆思想界一片鸦雀无声的状态下，较早采取自由主义立场，以一种常识化的视角和思维方式，颠覆了长期占领人们心灵和头脑的诸多“乌托邦”，唤起了人们对科学、理性、智慧的重新记忆，使当代散文增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含量。这是他对散文作出的特殊贡献。但思想是不能悬空了谈的，悬空了谈的思想是不会发生有力的影响的。他的思想、主张是以一种逻辑化的日常语言来实现的。这种日常语言十分直白，直白得有时让人觉得寡淡，但他出其不意的归谬和含而不露的反讽，仍然为他的散文带来一种罕有的逻辑之美和智慧之美。尽管在不喜欢他的人看来，这种幽默无异于“耍贫嘴”和“扮鬼脸”，但这恰好是他的独特所在。在长期以来的政治威权的暗示下，中国当代散文一直是以浮浅的铺张、无谓的堆砌、空洞的抒情、大声的赞颂为它的主流基调的，而王小波恰好是以把他的语言推到它反面的极致来赢得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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