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多边关系的《论语》与孔子
作者：王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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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过春节，我在家中读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窗外鞭炮声正隆，有时此起彼伏，幻觉中狐疑是否真的吹响了“集结号”，搞得人心惊肉跳、草木皆兵，心想脑子是不是注水了。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术，不向外扩张，专用来搞娱乐，这种把折磨自己当娱乐的方式令人匪夷所思；发明了罗盘，不去发现新大陆，却为自己祖宗看二亩半风水宝地，二者乃是天造地设、相得益彰，想来恐怕是配套的吧。企盼什么时候过春节，不再爆竹声声制造惊吓，懂得面对如此静穆的天地，我们就有希望了！上帝没有忘记和我们开玩笑，把许多麻烦事都堆到了过年。李安的《色·戒》、冯小刚的《集结号》、股市一片落花流水、大雪把回家过年的老乡阻隔得身在异乡、于丹正在电视里讲她的《论语》心得，后来又听到一个官员枪杀另一个官员的枪声，一切似乎都在考验着人们的心性。我是《论语》盲，忙从书架上找出我仅存的杨伯峻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赵纪彬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和李泽厚本（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着李零本读，好给自己补一下《论语》扫盲课。
一
不管近代以来中国文明遭遇的障碍是否和有无宗教有什么具体关系，现代人似乎有一致的判断，认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教堂，无论历史多么悠久，也是件很悲哀的事情。李泽厚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问题严重性的思想家，他先是反思革命，接着是想把《论语》设计为国民的《圣经》。尽管这种思想已和他早年提倡的“西体中用”主张发生了背离。他认为《论语》“是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中国虽然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样的人格神，“所以孔子毕竟不是耶稣，《论语》并非《圣经》”，但是，只要通过我们“对这一‘半宗教半哲学’的文化精髓既解构又重建的工作”，就可以创造性地转化为业已“失去了儒学所具有宗教性的品格和功能”。为此，李泽厚对朱熹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提倡儒学宗教化的牟宗三进行了切割和反思（《论语今读·前言》），对白牧之、白妙之夫妇合撰的《论语辨》的“过犹不及”的“解构”也进行了批评（《论语今读·后记二》）。李泽厚的设想从1989年秋冬开始，到《论语今读》1998年10月在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再到2004年3月三联书店再版，他踽踽独行，引领了接下来出现的“《论语》热”，但他的行为是悲剧性的。因为《论语》企图建立的是一个此岸的道德王国，没有营造一个彼岸的世界，《论语》不问鬼神问苍生，孔子不打算在人间建造天堂和地狱，这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维特根斯坦说：“上帝好像对人们说：不要演悲剧，就是说，不要在尘世扮演天堂和地狱。天堂和地狱是我的事。”〔1〕在黑格尔看来，“中国人只有一个国家的宗教，这就是皇帝的宗教”，“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则。所以中国人既没有我们所谓的法律，也没有我们所谓的道德”〔2〕。不具有宗教品格的《论语》，可能充当我们的《圣经》吗？它的操作程序和兑现价值究竟在哪里呢？何况，《论语》道德的、非物质的价值观念，和当初中国正在推动的市场精神格格不入，这是其一。李泽厚孤掌难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启蒙受众的宗教意识与生俱来的淡漠。“过日子”的世俗文化在骨子里是非宗教的。早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本土后，先纳闷中国人只认识“日子”不认识“上帝”，接着就已经认识到中国人的“吃教”行为。刘晓枫先生“基督救世”遭遇的命运同样如此（这里我们不去讨论我们是归化基督还是坚守孔子）。
所有的努力体现的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诉求。选择的合理性也许掌握在先行者李泽厚手里，但现实的合理性却并非如此。早在去国之前，李泽厚的思想设计就遭到了刘晓枫和刘晓波两位后学的质疑。八年之后，那场只要物质不要基督的经济实验露出了弊端，隔岸观火的李泽厚看在眼里。在为自己《论语今读》写前言时，又勾起了几年前的这一段往事：“还得提一下几年前轰动一时、洛阳纸贵的刘晓波先生批评我的大文。这大文批判我说，‘他的理论大有复活孔子之势’，结语和警句是：‘孔子死了。李泽厚老了。传统文化早已后继无人。’（《中国》1986年第10期）其斩钉截铁不容分说的风采确实惊人，但记得我当时看了，却高兴得跳了起来：居然把我和孔子直接拉在一起了，真是何幸如之。不过那时倒丝毫没想到我会写这本《今读》。我当时想到的只是，刘的结论未免太匆忙和太狂妄了；来日方长，我虽然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者必大有人在。今天回想起来，宛如昨日事，而白云苍狗，世情多变，又真不免沧桑之痛，感慨系之了。1994年春二月癸酉年岁暮于Colo-springs。”寓居美国的李泽厚，经历着两种文化的切割之痛，心灵却响应着乡愁的理念，牵挂着曾被放逐过他的彼岸的乡土启蒙。他不无伤感地说，“是书起始于北京，完成于异域，多年生活舒适，心境寂寥”。如此伤感使人想起另一个流亡者萨义德的乡愁：“大多数人主要知道一个文化、一个环境、一个家，流亡者至少知道两个；这个多重视野产生一种觉知——借用音乐的术语来说——是对位的（contrapuntal）。……流亡是过着习以为常的秩序之外的生活。它是游牧的、去中心的（decentered）、对位的；但每当一习惯了这种生活，它撼动的力量就再度爆发出来。”〔3〕当启蒙遭遇重创而流亡的李泽厚只能扮演堂·吉诃德的角色和风车羊群作战，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中国在二十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经历了突发性的资本积累之后，社会却无法完成其正义、公平与诚信机制的转型。吊诡的是贫穷时我们盼望“衣食足而知荣辱”；可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衣食足而不知荣辱。在经历了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之后，一切都破坏殆尽。疯狂的市场经济与不适当的权力机制合谋制造的繁荣，同样无法拯救人们的心灵，反而使国民劣根性有了改头换面、粉墨登场的机会，并得到了极致的表现。普遍滋生的腐败和道德堕落状况，普遍的一阔脸就变暴发户心态，比起贫困来同样让人寒心。“孔子热”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一个有过耻辱记忆的种族，一个无法获取宗教精神支撑的种族，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中，又祈望于传统幽灵的眷顾。近代以来，在被动挨打磨难中我们学会了舍己从人，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现代思想的设计，从“脱亚入欧”到“脱儒入法”追求的不正是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的革故鼎新吗？！
二
借助于电视媒体的点金术、历史“位移”造成的“时间差”、百年来轮番的战争与革命造成民众对于古典文化教育的蒙昧，站在时间的裂缝上，于丹在“百家讲坛”的演讲，在通识意义上对于孔子《论语》的宣传或推广，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论语》被作为流行文化消费，流行文化遵循着简明、轻快和一次性的原则。人们暂时逃离了日常经济生活的压迫，老板、领导生硬的脸孔，“单位”、“一地鸡毛”的烦心事，引车归来，围坐电视机旁接受于丹的布道。我们应该比较一下，看看于丹演讲的听众和当年一些邪教讲经说法的受众，在文化层次、生活状况、职业分布、心理特点上有何异同。在权力和技术制造的荒原上心灵无所皈依，久旱逢甘露，他们渴望着心灵的呵护、人性的抚摸。于丹的成功在于采用心理、美学的方法，而不是历史、考据的方法，在盛世繁华的表象下，于丹知道自己说什么和怎么说。于丹对《论语》进行文学、审美的解读，这种解读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她首先承诺给你一片“天空”和坚实的“大地”，这样你就会由“梦游”变成了“现实”中“大地”的行走者。如同穆罕默德道场一样具有神谕的功能：“‘山过来！’山就过来了。”“孔夫子能够教给我们的快乐秘诀，就是如何去找到你内心的安宁。人人都希望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而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你要想做一个别人愿意和你交流，也可以和你交流的人，最关键的是你要有一个敞亮的心怀。这就是《论语》中提倡的‘坦荡荡’的心境。这种心境和胸怀，既可以弥补你先天的遗憾，也可以弥补你后天的过失；同时能使你有定力，有真正的勇敢，使你的生命饱满、充盈，让你有一种大欢心，让你的人生有最大的效率，让你的每天进行着新鲜的轮回，并且把这些新鲜的养分疏导给他人。”“我们把孔夫子的意思转换成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一个人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够不后悔、不愧疚，这个标准说低也低；说高就是个至高无上的标准，大家想想，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经得住推敲，实在又是极不容易的事。所以孔夫子才把它作为君子的人格标准。”于丹解读《论语》的知心话，句句打动听者的心坎。心灵鸡汤同样具有膏药的功能，使听众的心灵随着她轻盈的、失去依凭的催眠童谣舞蹈，一起迷失在魔幻的迪尼斯乐园。经典的解读在“女巫”的嘴里制造了时尚。所谓时尚，是西方社会学术语，指一种外表行为模式的流传现象，其特征是时髦、短暂，可迅速为一群体所仿效，其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衣着、语言、宗教、娱乐等。时尚并非贬义词，并非简单的附庸风雅，乃现代社会的一种制衡因素，个人借以发泄内心被压抑的情绪，调和心理平衡。西方学者对时尚的研究，有如下理解：1．时尚往往由社会名人雅士、文人骚客开创发端，一经流传，便为人们仿效，洛阳纸贵；作为他们争取社会地位或自我炫耀的手段。2．时尚会制造一群粉丝。这个群体呈现出无组织无纪律、无结构、非理性的状态。3．时尚制造的一种表达方式存在时间较短，执行着简便、快乐和一次性的游戏规则。4．时尚能影响人们的行为习惯和审美心理，提高追随者的人格、品德、情操，使他们关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甚至在某个时间段、一定范围内引领或影响着当下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5．时尚多流传于某个阶层，但有时也流布于不同阶层、团体，或社会情况相似的群体之间〔4〕。在权力默认的前提下，借助于能制造点金术奇幻的霸权媒体，于丹营造了一场浮光掠影的时尚。虽有轻佻浮华之嫌，但也不乏令人肃然起敬的因素，她为自己制造了一场语言的狂欢窃喜。“于丹现象”说明，一个民族在沟通自己历史精神的实践工程中，有时并不需要像李泽厚先生那样刻意提出“论语圣经说”，不需要苦苦追寻一个民族静穆的初始、学理意义的原真，不需要无限地上溯最早的征兆，而是意味着按照当下的所需，用心灵和本能的灵光，而不是知识的力量去摄取。原始的记忆、传统的偶像，在穿越春秋时间隧道时，早已发生了位移、转换、变形、延宕。有时戏说历史比正说历史更具有歪打正着的效能。维特根斯坦认为，“思想也可以贱价出卖”，“宗教的疯狂产生于非宗教的疯狂”〔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