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蛛网中看萧红
作者：伍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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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这个六十多年前殒命香港的幽魂，一再地以自己的才情和遭遇引得后人纷繁复杂地解读。左翼、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顶顶帽子次第送来，而她的情感经历，则已经被分析得近乎八卦，以致萧红的侄子张抗在为时代文艺出版社的《萧红小说名篇》撰写的序言中，对于这种“对姑姑的婚恋生活格外感兴趣，不厌其烦地渲染演绎，论证一些细枝末节……”的琼瑶化倾向表示“忧心”。而萧军在同张抗的对话中也提醒，“研究一个作家应该研究他的作品”，“如蝇逐臭”地考据私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是不必要的，这近乎对作家的第二次谋杀。然而，当我们追溯萧红短暂的一生，往返于作品与作者之间，确实可以看见在一个特殊的转折时代中一个特出的女性所面临的复杂的困境，她的经历对于男性也有一重重的拷问。对这一困境中的她不能用上述的任何一种类别加以限制，不仅如此，她几乎和每一个强加于她的类别作战。比如，与“自由主义”相比，说萧红是“左翼”是确凿无疑的，而在左翼作家当中，她却又表现出极强的自由倾向——可以说萧红以自己的人生选择和生命的代价，拒绝了被左翼政治体制化的可能性，当我们用丁玲的一生作为对照，这一点就会更加明显。按季红真在《萧红传》中的说法，通过某篇文章中表露的意识，“萧红的女权思想已经非常成熟”，但另一方面，萧红本人在生活中的“斗争”又时时处在脆弱和被动的状态下，她对于男权的斗争并不能算是成功的。
在萧红的总体上并不快乐的童年记忆中，为她提供温暖和保护的是“祖父”，而“祖母”则是冷漠的，她故意用针刺痛了调皮的萧红，因而萧红直言“我不喜欢她”。萧红就读的学校中，女校长是一个“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的人”，正是一群女性旧式教师对女性学生执行精神的束缚和个性的摧残：“什么是我们女人的责任呢？就是嫁了丈夫，应该赚得他的欢喜……”这所学校中思想开放的进步教师都是男性，他们讲解鲁迅，把白话引进课堂，介绍“五四”新文学，或教授美术、历史，当萧红和一些女同学的文学兴趣被刺激起来之后，如季红真写道：
萧红她们勤奋学习，不谈恋爱，喜欢和有思想、有头脑的男孩子做朋友。因为在她们看来，还是男的“思想性”多一些。她们尽量“男化”剪短头发，穿男装；她们经常打篮球，按男子的比赛规则进行。有一次，她们到松花江上学划船，为了显示自己具有男子汉的气概，硬是不让船工帮忙，回来时遇到了逆风逆水，差点回不来，把手掌都磨烂了。
耐人寻味的是：在反抗传统的斗争中，新女性最重要的敌人首先是旧女性，最先学会的是怀疑和否定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新型的男性则是新型女性的崇拜偶像甚至模仿对象，因为他们更有“思想”。一部分男性代表着活力和进步，给予女性以引导，而女性在男性的引导下，通过模仿男性来实现自身在总体的男权社会中的“解放”——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被认为是“女性主义”者的萧红，其笔下自然有对传统男性士绅的批判，例如她写修节妇坊的男人是不敢公然赞美女子跳井之勇的，因为他照例也打老婆，而他的老婆当然最好不要去跳井。但同时，萧红塑造的具体男性形象中却有很多值得尊重和同情的形象。《看风筝》中的刘成“冷静，沉着”，作为革命者“他有无数的父亲，一切受难者的父亲都是他的父亲，他一想到这些父亲，只有走向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北中国》中的耿振华是抗日英雄。散文《家族以外的人》和散文体小说《呼兰河传》中都着力描写的孤儿出身的佣工有二伯，虽然受尽屈辱和折磨，但因为喝羊奶长大而终身不吃羊肉，他孤身一人，偶然间一句“你二伯前些年也想给你娶个二大娘”透出无限辛酸。在萧红笔下，有二伯也很有风度：“一走起路来，却是端庄，沉静，两个脚跟非常有力，打得地面咚咚地响，而且是慢吞吞地前进，好像一位大将军似的。”在《腿上的绷带》中，萧红则细致和富于同情地描绘男主人公老齐在经历枪伤和被女友逸影抛弃之后的内心世界，对于女性的浅薄和喜新厌旧给予批判：“他知道逸影就是为了纱衫才去恋爱那个同学。谁都知道那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厂主。”
另一方面，在小说《手》中，女子学校的女校长和舍监对待染布匠的女儿王亚明势利而苛刻，她的父亲则忠厚而且疼爱女儿——萧红小说中的父亲似乎大都是忠厚和有爱心的，这样的描写似乎也寄托了她对慈父的一种向往。在整个社会的空虚冷漠、麻木混沌中，女性也不会例外。《生死场》里的女人们“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呼兰河传》中写“有一些胆小的女人，看了投河的，跳井的，三天五夜的不能睡觉，但是下次，一有这样的冤魂，她仍旧去看的……”团圆媳妇被迷信的大娘婆婆虐待致死，把她吊在大梁上打：“不打得狠点，她是不中用的”，打昏过去又用冷水浇醒，用烧红的烙铁烙脚心，很多时候，打媳妇仅仅是因为“她打谁呢，谁能够让她打呢？”萧红从女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出，在男权和等级社会中，被奴役的女性同样因无知而愚昧，也同样可以因愚昧而残暴，受虐者同样可以是施虐者，掌握权力的女性对弱女性的压迫更加触目惊心。然而总体来看，萧红笔下的人物即便再“坏”，更多的还是让人感到怜悯，在她的笔下，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像张爱玲的《多少恨》中那个厚颜无耻卑琐下流的父亲虞老先生一般的角色。或许萧红看“国民性”和“愚”更深，而张爱玲把“人性”和“坏”看得更透，但我觉得萧红的心相较张爱玲要单纯，正如萧军所说，萧红其实“没有处世经验”〔1〕，丁玲所见，她“那样少于世故”〔2〕。
在萧红与家庭和父亲的抗争中，更多的属于与家长制父权，而不是与性别意义上的男权对抗。相反，在男性面前萧红表现出罕见的单纯、信任和忍让。萧红并不喜欢未婚夫王恩甲，但在迷惘和颓丧中仍然与他同居，仅仅因为似是而非的“王恩甲毕竟是爱她的”（季红真语）。当王恩甲最终不辞而别，把萧红留在旅馆里陷入困境，又被萧军在1932年秋天传奇般地救出以后，已经注定了她在这段感情中的弱势地位——尽管她在反抗家庭方面迈出了极有勇气的一步，但在生存方面、思想方面仍然需要救助和引导。天不怕地不怕的“都市流浪诗人”萧军不仅拯救了困难中的萧红，还把她引导到文学道路上，从而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萧红本人对于这样的性别关系，至少在很长时间内也是自然而然地接受的，只要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不是伤人太甚，因为这大概符合她“男的更有思想”这一潜在意识。这种对“大男子”的向往，或许是那个时代进步女性的通病，在丁玲的身上同样存在：丁玲的传记作者丁言昭在《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一书中也指出，丁玲很早的时候就接触了许多共产党领袖级的人物如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瞿秋白，“所以对思想成熟，胸襟开阔，意志坚强的男人比较敏感”。季红真的分析则从某个角度点出了萧红自身的症结所在：“萧红克服不了受萧军保护的惰性。”这种“惰性”与其说是心理上的依赖、性格上的软弱，不如说首先可能是来源于内心深处对“意志坚强”的成熟男性的近乎盲目的崇拜和信任，哪怕这种信任是以自尊不时受到损害为代价。这似乎是那个时代追求“解放”的女性所面临的一种新的压迫——它不是基于传统礼教，而是基于新的思想和意志。正如萧红在1936年旅居日本期间致萧军的信中承认：“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3〕
在作为拯救者和保护者的萧军和被拯救者的萧红之间，权力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平等。萧军以保护者自居，常常在依从萧红之前“向她开一个折磨的玩笑，然而他并没有感觉到这种折磨性的玩笑，是含有一种主权者的趣味……”〔4〕这是晚年萧军自己也承认的“谑近于虐”。然而问题是如何在被救者和施救者之间建立一种人格和事实上的平等关系？这一点即便放到今天，也是一个在性别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可以不断拷问我们的问题，尤其当一个女性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到被拯救位置上，而同时又特别自尊和敏感的情况下。在研究萧红的过程中不必刻意丑化萧军，但也不必避讳他的缺点。他没有士大夫的伪善，但在真诚和善良中藏着粗暴和鲁莽，“主权者”的优越。他的保护中本身也带着损伤。更不幸的是，在萧军的拯救者身份和大男子霸权下低头生活的萧红，其姿态反而更得不到萧军的认同，因为“我知道她不真正欣赏我这个‘厉害’而‘很有魄力’的人物，而我也并不喜欢她那样多愁善感、心高气傲、孤芳自赏、力薄体弱的人……”萧军“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5〕。萧军一连用四个形容词来描绘萧红，而列举的三个《红楼梦》女性人物中唯一同时当得起四个词只能是林黛玉，这说明即便到了晚年，在萧军眼中萧红还是个既极度脆弱，又极度好强的，可怜多于可爱的现代林黛玉。同样以红楼人物设喻，萧红却自比执著学诗的香菱〔6〕，她恐怕不会把自己看成林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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