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蔡元培、梁启超的“有限合作”
作者：张晓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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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梁启超和蔡元培，可谓清末民国时期知识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梁在戊戌维新前后，导引舆论，堪称“骄子”；蔡于“五四”时期，革新北大，引领潮流，“师表群伦”。大体而言，梁年少得志，而蔡则“大器晚成”。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论列近世中国大人物，将梁、蔡同列为“影响近二十年全国青年思想的人”。梁启超、蔡元培本来属于同一代人，但是由于政治抉择和党派归属等原因，他们结识甚晚且交往短暂。然而在援引西学、重振中华文化方面，二人又曾彼此借鉴，相互影响，尤其在“五四”前后的数年内，他们在学术文化乃至社会政治领域还有一定程度的交往与合作。此一史事，学界尚少有评议。
一
蔡元培和梁启超均出生于清同治年间，蔡年长梁五岁，二人却是己丑（1889年）乡试同年。此后，蔡科第连捷，数年间，点翰林，授编修，跻身帝都文苑。而梁则文场受挫，屡试不中，转而投入康有为门下，开始踏上维新启蒙之途。其实，单就研治中国传统学术而言，二人颇有些相通之处。梁师从康有为，服膺今文经学，自不待言；蔡早年倾力研读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常州学派”的著作，“油油然寝馈于其间”，进而致力于今文经，甚至发愿编撰《公羊春秋大义》一书。只不过，蔡比较拘守于今文家法，对康、梁师徒的若干发挥难以认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士林风气陡变，梁启超传播西学，倡扬维新，名满海内。此时，蔡元培方开始系统接触新学，在他痛感“闻道之晚”的求新知过程中，梁启超所著《西学书目表》和《读西学书法》二书，适时地起到了提示门径的作用。蔡获读梁书，认为“甚便翻检，识语皆质实”，可谓得益不浅。
戊戌年间，康、梁力主变法，一时间亦是炙手可热，蔡元培身居京职，内心倾向维新，与梁启超又有乡试同年这层关系可以援引，可是，读书人的孤傲心理，却使他“耻于依附，不往纳交”。冷静旁观康、梁变法的起落兴败，使蔡断定：指望清廷实施政治变革已绝无可能，这未始不是他日后演出“翰林革命”一幕的认识机缘。蔡元培尝称：维新人士中尤钦慕严复和谭嗣同，即所谓的“侯官、浏阳，为吾先觉”。实际上，他对于梁启超那风靡一时的激越文字也颇为折服。1902年，蔡元培编订三卷本《文变》一书，向学界推荐反映“世界风云之所趋”的范文，内中突出收录梁氏当年发表于《时务报》、《清议报》上的若干文章，其选入篇目之多，显居同书“当世名士著译”之首。此时，蔡在沪、杭等地办学，与宋恕、章太炎、马相伯、蒋智由等广泛交游，同汪康年、张元济更是多年知交。这些人均系梁启超旧友，又大多还与之保持着联系。避居海外的梁启超开始闻知和关注蔡元培其人，或许就在这一时期。
至于二人直接面识，则已是民国以后的1917年。是年暮春，支持对德宣战的外交后援会在京召开例会，共同与会的梁启超和蔡元培得以首次见面。其时，蔡元培已就任北京大学校长，而梁启超作为政界要人亦正举足轻重。海外有一种说法认为：蔡氏出长北大，实乃梁派推动之结果。此处所谓“梁派”，当指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范在政治上确乎与梁渊源颇深，不过，他与蔡早在民元教育部时即曾融洽共事，深为蔡摒除党见、共谋国是的气度所感。此次敦请蔡掌教最高学府，显系出于“择贤”考虑。当然，随着梁启超和蔡元培这两位名流的“邂逅”，他们之间的关系便由此前的相互心仪而上升为某种“超党派”的现实合作。
1918年冬，从波谲云诡的政争中被排挤下来的梁启超拟以“私人身份”赴欧旁听巴黎和会。这时，蔡元培与一批学界人士企望借助欧战后的有利国际环境，促使列强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办教育。于是，蔡特意拜托梁游欧时代为宣传“退款兴学”主张，推进此事，梁欣然应允。此后，他们先后列名“国际联盟同志会”和“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共任理事，为紧迫的外交问题奔走呼应。1919年3、4月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王正廷致电上海报界，电称：有人干预和会，企图卖国云云。舆论界疑及梁启超，遂以讹传讹，大张挞伐，上海商界更是群情愤怒，通电痛诋。为此，蔡元培与王宠惠、范源濂联名致“歌电”予《申报》、《时报》等沪上各报，力为梁氏辩诬。内谓：“梁任公先生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为保卫国家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立说，极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尔，特为申说。”〔1〕此电甚具影响，梁氏所蒙之冤旋即澄清。
关于“五四事件”的导火索，学界迄今存在着不同说法。有人依据当事人回忆，认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校长及时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透露给学生，致使原定５月７日的游行示威提前进行，演成了“五四事件”。实则蔡氏的消息来源得自“国民外交协会”的汪大燮、林长民诸人，而将这一即时外交动态传递给他们的，恰是中国代表团顾问、旁听和会的梁启超其人。梁于５月２日密电汪、林：“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此一爆炸性新闻遂散播开来。故而，有学者据此认定：“引爆（五四事件）导火线的是远在巴黎的梁启超，则是不争的事实。”〔2〕应当说，在此一重大事件的“启动”过程中，梁、蔡均发挥了其各自环节的决定性作用，他们之间显然有着事实上的“默契”。
二
1920年春，梁启超自欧归国后，决计舍弃“迷梦的政治活动”，转而从事文化教育，用他自己的话说，此乃“换了一个新生命”。这一转变，固然缘于其政治上的屡屡失意，同时，也与蔡元培成功地改革北京大学开创出“五四”新文化风气，进而推动社会政治这一事实所给予梁启超的启迪有关。当梁与其朋辈商议如何办好上海中国公学时，蒋百里即明确主张：“吾辈对此只能取蔡鹤卿之于北京大学的态度。”事实上，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原本就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还在胡适、陈独秀等人发起“文学革命”若干年前，梁启超就开始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率先变革文体。故而，“五四”前夕被称作桐城派古文家的林琴南在《公言报》上致书蔡元培，诋毁新思潮时，顺笔刺及“梁任公倡马、班革命之说”，嘲贬其“媚世”。正因如此，梁氏脱离官场从事文化教育以后，他与蔡元培之间就有了比较相契的合作。
同年４月，梁启超等组织以编译新书为基本业务的“共学社”，邀约蔡元培为发起人之一。为募集该社基金，梁特别函嘱参与此事的蒋百里：“各人有特别交谊者，除公启外，媵以私函，当更有力。……如穆藕初、聂云台诸处，请蔡先生或（蒋）梦麟加函。……又赵元任君清华交涉如何，亦望蔡先生速为布置，至盼。”〔3〕显然，梁希望借助蔡与上海有关方面相熟的关系，谋求募款成功。至于赵元任清华交涉一事，则可能是为本年夏，赵回国任教，请蔡向清华校长金邦正为之先容。对于这类事项，蔡元培均予以积极回应。
数月之后，梁启超又以英国哲学家罗素即将来华为契机，发起成立“讲学社”，拟每年聘请一位西方名哲来华讲学。为此，徐新六向任公提议：“大学一部分人必邀其帮忙。”这是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北大一班人。在随后由梁启超确定的人选中，蔡与熊希龄、汪大燮等一齐被延请为讲学社的董事。可以说，在敦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过程中，蔡、梁二人进行了实质性的有效合作。此时，美国的杜威应北大之邀来华已逾一年，第二年即改由讲学社名义续聘。是年冬，蔡将赴欧美考察教育，梁特别托请他到法、德等国后敦促柏格森、倭铿早日来华讲学。一年以前，梁氏游欧时曾先后访晤过这两位西方哲人，尤其与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柏格森聚谈甚欢，“一见乃成良友”；而倭铿则是讲学社董事会议定的1921年度所聘之人。蔡元培素好哲学，对柏格森亦十分推重，后来还曾节译柏氏玄学导言，发表于《民铎》杂志。故此，梁氏的委托亦即蔡的心愿，自然乐于相助。旅欧期间，蔡与张君劢、林宰平等努力奔走接洽，虽因时间不适，错过与柏格森会面机会，却在德国耶拿访问了倭铿。这位年迈的学者因自己不便来华，遂推荐莱比锡大学教授杜里舒。杜氏即成为继罗素之后由讲学社聘请来华的又一位西方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