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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道还是霸道：杨昌济与“湘中二杨”
作者：秦燕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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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0年1月17日，在北京德国医院有一位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因病去世。在他的治丧委员会人员名单里，有湘中大儒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湘潭才子杨度；有《近百年湖南学风》的著者钱基博非常欣赏的湘人章士钊；有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还有一个当代中国人不可能不知道的湖南人的名字：毛泽东。
这位去世的北大教授就是杨昌济（1871—1920），表字华生，又名怀中。
杨昌济是毛泽东就读湖南第一师范时候的老师，让毛泽东功成名就之后，痛感“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杨开慧则是他的女儿。因此，按照传统中国的封号格式，杨昌济是共和国名副其实的开国“国丈”。
更为巧合的是，与杨度并称“湘中二杨”的另一个著名的湖南人杨笃生，和杨昌济是同族，前者是后者的族孙。1911年8月5日，杨笃生选择在英国蹈海自杀，他存世三封遗书，其中之一，就是写给这位比自己仅年长一岁的“怀中叔祖”的。
湖南人的天下原来这么大，却又这么小。
杨笃生（1872—1911）是湖南长沙县人，原名毓麟，又名叔壬，再名守仁，字笃生，生平以字行。笔名常用者，有“锥印寒灰”、“三户遗民”、“湖南之湖南人”等。杨笃生为1897年拔贡，同年考中举人，在晚清新政时期的湘省，他是个亮点人物，当时被聘为时务学堂教习，并积极为《湘学新报》撰稿。1902年，杨笃生赴日留学，入读中国人所办之清华学校，非常用功奋进：“习日语、数学甚苦，尝失足倾跌，伤足趾，痛甚，然扶病上讲堂受课，不肯休。”1904日俄战争将起，杨笃生作《满洲问题》《新湖南》等时论文章，发表于《游学译编》，影响当时舆论甚巨：“每著一论，精神迸露，义气凛然，读者深为感发。君故工文辞，有远识，其不可及处，尤在其言有物，出于至诚。”（参见杨昌济《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杨笃生后见国势日危，遂无心向学，“欲奔走呼号”，以救亡扶危，归国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无所就”。这一期间，杨笃生的主要志业其实是在沪与于右任等人主持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立报》，杨担任主笔。于右任夸奖他“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以坚确之辞义，抒真挚之情感。欲天下哭则哭，欲天下歌则歌”；黄兴称赞他“思想缜密”，实为“美材”。与此同时，杨笃生还主持参与组织了北京的暗杀活动，“党人能自制炸弹，自守仁始”，甚至因此损伤一目。1909年，杨笃生前往英国留学；1911年，他在利物浦蹈海自杀。
杨度（1825—1931）则是湖南湘潭县人，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更名度。他是王闿运最喜欢的学生，师徒二人同是“学剑学书相杂半”、“只知霸道不知儒”的策士脾气，有些“杂种”气味，醉心于“帝王之学”。1902和1903年，杨度两次赴日留学。他为人活跃，风度翩翩，其在日本的寓所有“湖南会馆”和“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曾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创办《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回国之后由于张之洞、袁世凯的联名奏保，杨度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辛亥改元之后，杨度成为袁氏政权的喉舌要角，先后担任过学部副大臣、宪法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等职。1915年，杨度撰写《君宪救国论》，成为“筹安会六君子”的首席代表。帝制失败后，他则作为“帝制祸首”被下令通缉。此后的杨度似乎乏善可陈，他先是避居天津、青岛，潜心佛教，继而游走于各派军阀乃至青帮首领之间，纵横捭阖而无甚可观。1928年杨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病逝于上海。
杨度和杨笃生年龄相差仅三岁，又差不多同时在日本留学。这一期间，两人因同样关心时政、文辞犀利、见解卓越、理想高蹈等原因，被同学之士并称为“湘中二杨”。
至于杨昌济，他亦曾在1903—1909年间就学于日本，主攻教育学，却未曾像以上“二杨”一样夺目与耀眼：杨昌济的才性，更近朴素治学一流。1909年，杨昌济和章士钊一起，考入英格兰北淀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回国之后，1913—1918年间，杨昌济先后在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等处任教。1918年，受蔡元培邀请，杨昌济北上任教于北京大学直到两年之后去世。
二
杨昌济与杨笃生同族同龄，只是按照血缘“论资排班”，他要高出笃生两辈，祖孙二人情谊分外深沉。杨笃生决心赴死之前，特地给杨昌济留下遗书并赠遗物，可以证明；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对杨笃生无尽无休的绵绵思念，更可以证明。情深意长的祖孙二人不仅曾一起就学于长沙著名的城南、岳麓书院，后更同在日本、英伦求学多年。
留英期间，杨昌济有诗赠杨笃生，追忆的正是二人早年同学共读、一起携手出游、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情境：
城南携手日，岳麓纵谈时。
山水足清兴，苍茫寄远思。
风云惊变幻，身世剧推移。
五夜闻鸡起，千秋信所期。
城南书院坐落在长沙南门外，故址即现在的第一师范学校，为南宋理学家张栻创办，其名望仅亚于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当时张栻与莅临岳麓讲学的朱熹时常过往，并彼此易地教学，四方来从者络绎不绝，使得湘江两岸渡口人来人往、晨昏不绝，时称“朱张渡”。杨度的老师、那位引领湘籍学人一代风骚的畸人王闿运，弱冠也曾就读城南书院，并于此崭露头角，与邓辅纶兄弟等人号称“湘中五子”。
由杨昌济诗中所述看来，他与杨笃生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确非同凡响，前者在《达化斋日记》中，时常昵称后者为“阿麟”（杨笃生原名杨毓麟），也是铁证。杨笃生传世诗作中，也有唱和“华生先生”并客客气气请这位“叔祖大人”“训正”的。
1896年九月初三这天（按，《达化斋日记》民国建元之前均以夏历计时，之后均以西历计时，以下同此），杨昌济日记追记了自己写于几年前、自认为“稍可”的若干诗作，其中不少都与“阿麟”杨笃生有关。壬辰年（1892）九月初四写的一组《杂感》，居中一首就是描述了他与杨笃生的同学生活：
一夜城南宿，阿麟文战酣。
抛书谈杂事，携伴上青山。
棋借钱为子，床连睡为安。
清明好时节，何惜醉愁颜！
尽管1892年杨昌济尚未入读城南书院，但这不妨碍他前往看望杨笃生并留宿。次年（1893）杨昌济方始入学，参加清廷科举的恩科考试之后，杨昌济本来答应与杨笃生一起出外游历，不料节外生枝，他没能践约，杨昌济为此深感内疚和遗憾：“与张静斋朝岳。先本约笃生同往，以静斋迫欲往，故背之，深以为恨，又百感丛心。”因为念及作于１８９２年的如上这组《杂感》，于是，在1893年的同一天（九月初四），杨昌济又有针对于此的续作：
昔与阿麟会，城南夜着棋；
今朝翻负约，令子独探奇。
落落真孤往，飘飘系我思。
吁嗟四百里，风雨独哦诗。
这组诗作当中，杨昌济屡屡发出“耿耿孤灯伴，谁人与唱随”、“浮生时聚散，此感付苍茫”的怀念与孤零之情，对朋友的依恋之情可谓深厚。他甚至富有画面感的，把自己和“阿麟”组织成一道合二为一的风景：
比舍有高士，飘然常去来。
袖携《工部集》，同上定王台。
碧浪湖边橘，三闾庙里杯。
行踪殊落落，谁识不羁才？
杨昌济与杨笃生共同的好友章士钊曾经回忆：“光绪戊戌（1898年），湖南行新政，开放言论，君（即杨昌济）与族从孙守仁（杨笃生曾用名），各发抒见智。”
李肖聃（即李淑一之父）在《杨怀中先生事迹》一文中，讲述祖孙二杨的区别，更为明确些：“（二人）刻意为学而志趣不同。守仁务记览，为辞章，而怀中好治经；守仁好谈时务家言，而怀中守程朱氏之说。”虽然杨氏祖孙二人在好学深思的层面上大有相类之处，但和性情激烈、个性强劲，日后成为中国主持“暗杀”第一人，最后不惜自杀殒身的杨笃生相比，杨昌济更显得厚道、平和、随意、宽容，这一点雍容风度可时时见诸《达化斋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