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左”右随想录
作者：李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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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极“左”、右、极右，反右、反“左”、反“形‘左’实右”、反“左”防右，等等，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词、这些事，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史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左右”这两个字的历史。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没有不对“左右”问题进行思考的。我对此问题也常作思考，并时有零星见解，随手札记得二十条，略加整理排列，录之如下。
一、“左道”
以左、右代表政治上的激进、革命、冒险、过头，或是保守、守旧、反动等，乃舶来品，其远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近源为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中国古代词语中多有带“左”、“右”字样的词汇，其中带“左”字词汇的一些含义，颇与我们常说的“左”和极“左”有若干暗合、巧合之处。
“左道”，邪恶不正之道也。《礼记·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左道，若巫蛊及俗禁。”又《幼学琼林》云：“与正道相左之邪说，曰左道。”极“左”理论便是与正宗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的“邪说”；极“左”行为如剃阴阳头之类，即邪恶不正的“左道旁门”。极“左”之道亦即“左道”、邪道也。
汉代劳动营谓之“左校”。贤臣虞翊因刚直不阿被奸人陷害，罚入“左校”做苦役。“文革”中之牛棚及“五七干校”颇似之，乃新式“左校”也。
古语中的“左”字有“差错”之意，如元曲《潇湘雨》中崔甸士云：“这厮敢听左了。”古语有“左计”一词，意为谋划有误或失策。“左”倾人物所谋划的国策、政策皆误国误事之“左计”。
晋武帝问杜预：“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意为耽读《左传》成癖。“左传癖”又简称“左癖”。《老圃遗文集》之《说癖》一文云：“杜预好《左传》，谓之‘左癖’。”“左癖”一称，颇易引人联想起今之有“左”癖者。今所谓“左”癖，即俗言“凡事‘左’三分”也。邓小平论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根深蒂固者，亦即积习成癖也。
二、“左”身上的“封建纹章”
“左”号称革命，号称“灭资兴无”，号称“反修防修”，但若揭开锦被一看，其臀部原来盖有“封建纹章”。端详一下“左”，封建遗毒就像鬼魂附体一样与之纠结在一起，个人独裁、山呼万岁、株连九族、无法无天、暴民政治、阴谋诡计、文字狱、血统论、抄家、剃阴阳头，诸如此类的坏东西，哪个不散发着浓烈的封建霉味儿？哪个不与民主、法治、平等、人权、自由、文明、科学、和谐是死对头？中国的封建玩意儿实在太发达，这造就了中国“左”的封建特色。西方也有“左”，但未必都盖有“封建纹章”，我们苏联“老大哥”的臀部也是盖有“封建纹章”的，但比起我们来，他们只能自叹弗如。回眸历史，国人反对资本主义，往往并非用马克思主义来反，而是用封建主义来反，用“封”来反对所谓“资、修”，结果越反离社会主义越远。
反“左”必须同时清除封建遗毒，这应该成为常识；而清除封建遗毒，就必须批判秦始皇的专制独裁主义，批判韩非的阴谋权术，批判洪秀全的神权政治、腐化堕落，批判张献忠的蹂躏百姓、杀人如割草，一句话，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切与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抵触的邪恶东西。
三、极“左”一来到世间
我亲眼见过“左”祸之烈，翻读过大量“左”祸记录，蓦然一句断语跃入脑际：“极‘左’一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自信这句断语千真万确，也相信凡是经历过“左”祸，翻看过“左”祸记录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
李锐在党的十五大发言中讲过这样一段话：“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个地区共杀了四万五千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按：有统计为十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这是一段典型的材料，如果细读其中的细节，定会深切体察到极“左”的毛孔是怎样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这样感叹我党历史上的“左”祸：“‘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李锐所举的材料，正可作为小平谈话的注脚。在“左”祸中，与流血相伴共生的是肮脏。“左”不仅让英烈和无辜者流血，也让肮脏丑恶的东西泛滥。十年浩劫中，一边是无辜者流着血和泪，一边是卑鄙者拿着“卑鄙的通行证”畅行，这是血和肮脏的东西纠结在一起的最典型的标本。
四、“左”右与恐怖
“左”右常与恐怖结缘。右与白色恐怖结缘，极“左”与红色恐怖结缘。“四·一二”大屠杀，是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以及共产国际和我党执行右倾政策的结果，此为白色恐怖。斯大林的“大清洗”，夏曦、张国焘的“大肃反”，“文革”的大迫害皆为极“左”思想指导下的红色恐怖。革命与恐怖本不是一回事，但极“左”分子大多推崇红色恐怖，如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于“文革”中曾当众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红色本象征革命，极“左”分子将其冠于“恐怖”之前，实乃对革命的亵渎。此所谓“红色”实乃伪红色，而所言“恐怖”，则是真恐怖。这种身穿“红色”衣衫的恐怖，正是所谓“全面专政”之妙谛所在。
五、“左”倾空谈即画饼充饥
人们常说两个词：“左”倾空谈、“左”倾空想。我以为，把“左”字与“空”字连接在一起真是恰当，真是科学，因为这是对事实、对历史的准确概括。苏联搞“左”，几十年前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他们那时的货架和冰箱却常常是空的，最后终于过渡到了联盟解体。我们搞“左”，想通过“人民公社的金桥”、“大跃进”，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结果几千万人走上黄泉路。“左”倾空谈，说白了就是一句成语：画饼充饥。那些“左”的理论、“左”的蓝图、“左”的空想，实际就是一块画出的烙饼，没法儿吃。“四人帮”给这块烙饼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的草”。草，虽冠以“社会主义”之名，但毕竟是草，充不了饥。
“空”的对立面是“实”，是实惠。人民要的就是实惠，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利益。“左”倾空谈是不在乎人民是否得到什么实惠的，他们只在乎“主义”，只管抱着那个“左”倾教条主义不放。反“左”就必须反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实惠。
六、“左得利”
“文革”鼎盛之际，人民厌“左”之心已起；“文革”落幕，国家清算“左”，民间讥“左”之言更炽。一谓极“左”分子为“左爷”、“左公”。“爷”者、“公”者本男子之美称、敬称，然与“左”字相连，便深含讥讽意矣。二谓“左爷”家住“左家庄”，如《流沙河随笔》：“我听到林彪丧命的新闻，好痛快哟！左家庄终于闹内乱了！”三谓有“左”癖者为“左撇子”。四谓靠“左”起家、捞得好处者为“左得利”。“左得利”一词曾被写入相声。
考史上之“左得利”者，擢发难数。“好学生”柯庆施发烧冒进，险些取代周恩来当上总理；林彪、康生、王洪文皆因极“左”而官至副主席乃至接班人；近十数年来，因“左”倾而捞得一顶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语有“左迁”一词，若取其字面，“左得利”也可谓“左迁”，然古之“左迁”乃降职，“左得利”则正相反——因“左”而升迁也。
七、“左”掌柜的帽子店
查史上之政治帽子店，掌柜多为“左”姓。“十年内战”期间，“左”姓掌柜乱扣强送诸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社民党”、“托派”等等政治帽子，根据地一片“红色恐怖”，帽子戴上，脑袋搬家。“文革”中，林、江等“左”姓掌柜更是制售出无数花样翻新的政治帽子，除“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正宗帽品外，还有“大酒鬼”、“大破鞋”、“大流氓”、“大坏蛋”等各式肮脏不伦的杂品帽子。邓小平曾讥刺“四人帮”：“这里不是盛锡福，别老是扣帽子！”盛锡福，京城之帽业名店，销路极广，可谓帽子满天飞。“四人帮”之“政治帽子店”，正可以“盛锡福”作喻也。“四匪”就擒后，曲艺家演出相声《帽子工厂》，一时人心大快，我曾作“解放词”《满江红》以记之：“帽子工厂，成笑柄，大牙要没。广兜售，强卖强扣，货色齐备。无处藏头终戴上，胡批乱整问大罪。官运通，颠倒黑与白，心何愧。螃蟹小，爪牙威；马屁精，不知累。一声谢谢妈，直如犬吠。相声真开新生面，嬉笑怒骂皆是锥。玩火者，白骨烧个透，化成灰。”邓小平南方谈话也提到帽子问题。他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当时什么大帽子能吓唬住人呢？大概就是“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派”、“有人在经济领域里搞自由化”、“趋同论是想搞和平演变”之类。这些帽子确实威力很大，但只能吓唬住老百姓，却吓唬不住邓小平——什么“邓毛谢古毛派集团”、“第二号走资派”、“右倾翻案风”之类，邓大人见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