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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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标签
朱元璋是“贫民”苦出身，乱世里从一支造反的部队中脱颖而出，最后登上皇帝宝座，其前后人生角色的转换过于强烈，这一点对特定时期的某些论史者来说，堪称利弊参半。
好处在于，朱元璋早年的揭竿而起、经略四方，可以用来论证一个革命阶级的强大能量和超迈精神；坏处在于，伴随这个人成功的，居然是一条几乎完全循环的旧路，禁不住使刚刚大赞其革命性、先进性的论者感觉有些尴尬。
为了从这种尴尬中摆脱出来，于是有了“蜕变论”。按照这种理论，早年造反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地主阶级利益坚决的挑战者和农民兄弟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但当他一朝功成，坐上帝位以后就“蜕变”了，发生了“质”的变化，转而成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领袖人物，成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关于朱元璋，我们就笼罩在“蜕变论”的巨大阴影里。试翻几十年中关于朱元璋的林林总总的论文，十篇中间大概有九篇会用到“蜕变”这个词语，会运用“蜕变论”解释朱元璋人生角色的转换。专著更是如此。史学界公认，1949年后，历史学家所撰的朱元璋的传记较好的有两种，一是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一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两本大著都非常重视朱元璋统一天下前夕发出的讨伐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那篇檄文。在这篇檄文中，朱元璋所列举的张士诚的八项罪名，除两项是说二者发生武装冲突外，其他六款都是张氏背叛元朝的罪状，如“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称改元，其罪三也”。诚如吴晗所论，“不看头尾，使人容易误会成是元朝政府的讨伐令”。檄文中还说：“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吴晗先生认为这一段文字极其重要，因为“这一段文字明确声明他的立场的改变，从反对封建地主突变为维护封建地主的既得利益，他的根本立场改变了……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吊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的转变”。而陈梧桐先生也认为，“这篇檄文是朱元璋公开背叛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朱元璋已经发生根本的质变，由农民起义领袖彻底蜕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人物了”。至于朱元璋为什么会有这种“蜕变”，学者们则归咎于投奔朱元璋的儒生，一本出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论著就说：“陶安、李习、刘基、宋濂等这一地主儒生集团几年来所起的作用，到这时候明朗化了，具体化了，公开化了。”
面对朱元璋的人生剧变，“蜕变论”似乎颇能自圆其说，可是细细思考，却也有很多让人困惑的地方。所谓“蜕变”，是指一种根本的、质的变化，如果按照质变定理，任何事物发生质变之前，都会有比较长期的量的变化，那么在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过程中，他就肯定不是一下子发生质变，应该是一点一点“变坏”，一点一点累积，最终蜕变的。可是，在有关朱元璋的史料中，能不能找到这种明确的量变痕迹？哪位史学家能够告诉我们，朱元璋在哪一年变得有一点坏，然后又在哪一年变得更坏，最后终于坏得不可收拾，彻底背叛了他原属的阶级？把朱元璋的“质变”归咎于儒生集团也是非常荒谬的。这些儒生无一不是劝朱元璋在乱世中“止杀”、“安民”、恢复占领区的生产和秩序的，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要乱杀、大破坏才符合农民的利益，才不叫“质变”？
我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人，但我知道，那种过去习以为常的“先贴阶级标签，然后根据这个标签去找史料”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无他，这种方法常常在一些很常识的问题上都说不通。
讨论历史人物，还是应该首先回到史料本身，公平地对待一切史料。史料需要考辨真伪，但不能怀揣一种既定的理论，对史料根据个人好恶去挑挑拣拣，合自己口味的则取，不合口味的则视而不见，或一律施以“歪曲”、“诬蔑”的恶谥就万事大吉。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对朱元璋自也不能例外。
子虚乌有的“蜕变”
既是“蜕变”，从此事物变成了彼事物，那么就应该先把这个人在质变之前的身份厘清。
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造反，逐渐脱颖而出、自领一军后，就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一般，我们都是这么说的。这般定义当然会遇到一些麻烦。朱元璋究竟算“农民”还是“流民”，跟着他驱驰的究竟有多少农民，这些暂且放过不提。“义”者，不论怎么解释，都应该是一种崇高的东西，代表着正义；“起义”者，就是以一种崇高、正义的东西为号召。然而，朱元璋自己也多次承认，他造反的目的既单一又明确，就是乱世中“仅图自全”。早年，即使是在口头上，他也很少以“义”作号召，“吊民伐罪”、“救民水火”云云，都是刘基等地主知识分子加入以后对朱元璋的诱导，而朱元璋之所以欣然接受这种诱导，原因也非常简单，这让他看到了比“仅图自全”更诱人的前景。
不过我虽然对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这个判断有些疑惑，但鉴于任何概念都是不完满的，所以，为了叙述的方便，此处姑且从旧，先把这顶冠冕送给他。可是接下来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不得不辨，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造反者，是不是天然就代表农民兄弟的利益，一定是农民利益坚定的维护人和捍卫者？
先看动机，朱元璋自己也说，参加造反是为了在乱世中图自保，所以，如果我们居然认为，他是为了不满农民利益被严重盘剥，才决心起而维护和捍卫之，恐怕起朱元璋于地下，也会感到匪夷所思吧？再看其行动和效果。在造反、自保以及和各路群雄逐鹿的行动中，他是否真的对农民利益给予了比别人更多的关照？即使朱元璋确有此种仁人之心，事实上恐怕也很难做到。无他，这是兵荒马乱的末世，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朱元璋的部队一样要吃饭，要征集粮草，要扩充部队，要攻城夺寨，要以杀立威，除非你愿意在此消彼长的争雄中自缚手脚，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捷足先登，否则像刘备那样不忍舍弃难民的好戏是万万不能多唱的。所以，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于乱世中崛起、我们通常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造反者，他们不仅很难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几乎铁定是农民利益的损害者，至于区别，只能说有的损害得凶一些，有的损害得稍轻一些罢了。读者也许会问这般立论可有史料依据？太多了！关键在于，面对这些海量的史料，我们用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去看。用有色眼镜一照，看出“诬蔑”、“歪曲”的险恶用心。把这些史料挥到一边，那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史料就是史料，它不会因为你使用者的态度就自动消失。在你表示轻蔑的时候，它很可能躲在角落里冷笑。
具体到朱元璋，综合各家之记载，可以认为，和别的豪杰相比，他的部队军纪稍好一些，但千万要注意，对这一判断不能肆意夸大，否则跨过真理半步就是谬误。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朱元璋必然会损害包括农民在内的无数平民的利益，战乱之中，这两种利益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调和的。《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条歌颂朱元璋初起时关心民瘼的资料，说有一天他走出军营，看见一个小孩可怜，上前询问，原来其父母都被他的部队征用了，孩子没地方去，于是朱元璋发布命令，让被掳掠到军中的夫妇团聚，民皆感戴云云。这是典型的“反面文章正面做”，可惜修史者技术尚欠纯熟，在今人眼里，这何尝不能读出与修史者预期相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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