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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说源出西洋医学

作者：彭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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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14日中午，我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节目中，听到上海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大赞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的“脑为元神之府”说，认为这是李的伟大杰作，值得大书而特书。听后，我觉得他对于中国医学史涉猎极少，并不了解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由我及包括“中医界五老”之一的任应秋教授等在内的一大批中国医学史专家一致考证，认定由李时珍、汪昂等明末祖国医学家所倡导的“脑主神明”说（即后来清代名医王清任所谓的“脑髓说”，或简称“脑说”）皆不是中国人所自创，而是源出西洋医学。
　　不服气是不对的，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种骨气：绝不贪外人之功以为己有。为了让国人了解事情真相，笔者特在此剖陈如下。
　　首先，我在刊于1981年《甘肃医药》创刊号的《王清任与西洋医学》和1983年第一期《社会科学》的《李时珍与西洋医学》两文中都明确肯定：无论是中国或外国，只要是古代社会，由于严令禁止人体解剖，所以就绝不可能产生“脑主神明”说的。后来，我在刊发于1986年第六期《中西医结合杂志》上的《先行者的足迹》一文中又作了强调与补充。西欧在文艺复兴后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体解剖学首先得到了发展，继之而起的便是生理学和病理学的初步繁荣，于是才有了“脑主神明”说。所以，“脑主神明说”在当时先产生于西洋，并非偶然，而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伟大的解剖学家维萨里（1514—1564）因不容于教廷，终被惨遭杀害，令人惋惜！包括李时珍在内的明代中国医生慑于严命，不能作一例人体解剖，那怎能产生“脑主神明”说呢？如果能产生，那岂非咄咄怪事！试问，人的正确思想能从天上掉下来吗？！何玉德先生从哲学角度早在1978年3月24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向我们正确地点明：“脑髓说”必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可谓说到了点子上。已逝的前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系主任任应秋教授乃中医界先辈，著作等身，他去世前出版的《中医各家学说》一书名震华夏。他在惋异之余也不得不承认明末兴起的“脑主神明说”并非产于我们中土神州，而是“吸收”于西洋医学。
　　明末，把西洋医学中“脑说”传入中国的则为西方传教士，其中最有名和成效最大的当属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他于1582年来华，先居肇庆，后移韶州，曾一度居于南京，最后十年定居北京。他改用中国姓，会说中国话，在饮食起居与礼仪生活上处处模仿中国人，还努力习经、史、子、集，可算是一个已中国化了的外国传教士。他很会讲学、传道，且学识超人，故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如徐光启、瞿太素、李之藻、杨廷筠、瞿式耜、金声、王征等朝野闻名的中土士大夫，他们无不对他的医术、学识和人格敬服，竟至相从入教，并对利玛窦在《西国记法》中所宣传的“记含元室在脑囊”一话深信不疑，并四处传播。上述这些名士虽非医生，但却反过来影响了医学界。有不少无缘结识“西儒”的中国医生，从他们那儿也知道了“脑主知识记忆”这种“西学”，不仅完全“敬服”，而且也跟着积极传播。如明末的汪昂医生便是如此，他在当时被称为“传播‘脑说’最力之人”，可谓与李时珍并驾齐驱。他很受清代王清任推崇，那他是怎样知道和接受西洋医学中“脑说”的呢？按他在所著《本草备要》一书所说，他是从跟利玛窦学过西学的同乡金声（字正希）那儿听来的。那么李时珍又是从哪条渠道闻知的呢？因他自己没有坦陈，至今我们尚不知悉，不能不说是一个谜。但在当时西洋医学中的“脑说”既已传入中国，首先在中国广东一带大肆传播，不能不对两湖有所波及，故李时珍会受到影响，不仅如有些中国医学史专家所言“极其可能”，而且还应如任老所认定：必然参与了“重视和吸收”，和笔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从千百年来中医典籍的“心主神明”到“脑主神明”，这是医学科学的巨大进步！从这可以看出李时珍是一个勇敢的开拓者。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改革开放。但有明一代，拒绝西洋医学中“脑说”的著名医学家并不少，那些人仍死抱着《内经》名言“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精神之所舍也”不放，不能与时俱进，是十分好笑的。众所周知，医学是一种自然科学，它既无阶级性，也无民族性。高祭“国粹”的大旗，拒绝接受外来先进科学技术，这绝不是什么“李时珍精神”！“拿来主义”和“从善如流”，这才符合李时珍的倡导。把“心主神明”换成“脑主神明”，这又有什么不好？天不会塌下来，地又不会地震，何惧之有？从李时珍到现在，四百年已过去了，难道我们还不能把“心主神明”说从中医学课本中彻底摒弃？难道现在还有人喜欢杨修的“鸡肋说”，即虽食之无味，但又觉得弃之可惜吗？医学必须现代化、科学化和全球化，舍此之外，断无其他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