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应当怎样纪念蔡元培？
作者：张翼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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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蔡元培无疑是我国现代最负盛名的教育家，他一生对高等教育情有独钟，高瞻远瞩。他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功绩卓著而蜚声中外，但他的作用绝不限于北大，他是我国开创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新潮流的代表人物。
一百年来，我国教育界、学术界对蔡元培一般都是十分尊重的，推崇他的教育思想和大学理念，希望长期付诸实施。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头三十年里，由于政治和教育领域日益滋长的“左”的思潮，意识形态领域愈演愈烈的大批判，蔡元培和他的教育思想实际受到排斥和冷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们对蔡元培思想和地位的认识，已经发生显著的变化，关于蔡元培的研究团体、纪念场馆和研讨活动时有出现，如今《蔡元培全集》和年谱已经出版，研究性的著作和文章也陆续问世。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潮的影响，和对于蔡元培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某些误解和隔膜；人们对蔡元培思想、地位的估价，仍然心存障碍，包含分歧。
一所大学的蔡元培研究会，对蔡元培的纪念与研讨十年才有一次，令人困惑不已。那么，认识上的分歧与障碍主要在哪里？
一、怎样评估蔡元培思想的性质？
过去流行的说法是：蔡元培是我国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时期的人物，属“资产阶级教育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蔡元培的教育思想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进行过批判。至今仍有人坚持这种观点，只不过认为“资产阶级”在旧中国是进步的。这实际上只是肯定蔡元培的“历史作用”，而忽视其思想的当代价值和深远意义。对中国现代的许多教育家，要硬性划分阶级属性，往往是简单而牵强的。更何况教育是否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学术界也有过讨论和争议。就像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由于中国哲学侧重于社会伦理与政治，各种思想成分复杂交错，或不同时期有不同倾向，便难于笼统地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派别，若硬要定性划分，就容易削足适履，流于简单化。
如果不拘泥于既定的社会形态的划分，我国自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社会历史的总进程，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在教育方面，蔡元培把西方现代大学的教育体制和理念引进中国，结合中国教育传统，提出了一系列建设中国现代大学的方针与原则。他主张在基本体制上实行教育独立、教授治校；学术文化上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培养方针上实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养成完全的人格；教学内容上主张沟通文理，实行选科制，并且顺自然，展个性，促进高素质人才的涌现。在文化方面，他既反对妄自菲薄的全盘西化，也反对因循守旧的国粹主义，提倡以西方文化输入东方，以东方文化输入西方，东西文化结合，以创造世界新文化；或者提倡“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在科学方面，他重视科学教育，提倡怀疑的科学精神和实证的科学方法。他认为科学方法比现成结论更重要，“因为得了结论，不过趁他人的现成；得了方法，才可以引起研究的兴趣”。“科学结论是点成的金，量终有限；科学方法是点石的指，可以产生无穷的金”。（《〈社会学方法论〉序》）可见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科学的重要开创者。他曾任中华民国首届教育总长、国立第一所综合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个国家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他的作用与贡献和他的职务、地位是一致的，而他的能力与兴趣又多在学问的研究上，这是他对前面两项职务多次提出辞职的深层原因。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重要启动。在此之前，国内中西文化关系基本保持“中体西用”的格局。蔡元培与陈独秀、胡适等人一道开始突破这种格局，他们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以批判的方式，反对旧的道德、思想和文化，提倡新的道德、思想与文化，要求通过人的思想的改变，来改造中国社会。这里的主题是呼唤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和人的现代化。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主要通过《新青年》倡导科学、民主和文学革命；胡适提倡白话文，主张“充分世界化”，并宣传实验主义和自由主义；蔡元培主要办教育，建设新型的现代大学，为现代化奠定思想、人才基础。他们三人的关系和地位，梁漱溟有过一段评述，说陈、胡等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做，但若没有蔡先生，他们“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可见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独特作用。应当说陈独秀、胡适的思想中包含明显的激进成分，陈独秀对政治尤有兴趣，1920年后的言行更加明显地从文化转向政治。蔡元培的思想则比较平和、渐进、兼容，坚守文化、教育和科学阵地，因此唯独他能视大学为“囊括大典，网络众家”之学府，通过改造和建设北京大学，使学术繁荣，人才辈出，并且推广和影响到全国，促进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那种把蔡元培视为“资产阶级教育家”，而对之轻视、冷漠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并且不符合时代的潮流。
二、怎样认识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
北大的传统或称“北大精神”是一种气势恢弘的力量，历来为人津津乐道。但北大传统究竟是什么？又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说得上来、说得清楚的。北大的传统是多方面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表述它。当前在报刊上使用或者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从稳重妥当、力求全面的角度而立论的，比如北大校刊上曾多次刊出十六个字：“爱国为民，开放求真，民主科学，改革进步”，把这说成“北大传统”，念起来都有些绕口，后来又有简要、明确的表述：“爱国、民主、科学、进步”。也有人从提倡优良学风的角度，将北大精神概括八个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都不能说有错，不能说与北大传统没有关系，而且确实显得比较“全面”、“稳妥”。但由于面面俱到，放在哪个学校都可适用，所以失去了北大的个性与特色。因而缺乏那种真正扣响心扉的力量，难以成为北大人的精神默契。问题在于北大是一所综合性的“最高学府”，是“研究高深学问”的重镇。应当从发展学术、文化的角度，把握北大诸多传统中的基本传统。这种基本传统是由蔡元培奠定的，就是他在北大明确提出并坚决贯彻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是蔡元培的一个最见成效和影响的办学方针。它反对文化专制主义，吸取西方文化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文化的优良传统，运用辩证思维，使大学教育从理念到制度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以适应学术兴旺、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使北大出现学者云集、学派林立、观点纷呈、竞相争鸣的盛况，并且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正是由于这个方针，如梁漱溟所说，蔡元培“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面，收果于后世”。也如胡适转述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说，蔡元培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这是世界上其他大学校长不能比拟的。继蔡元培之后任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也曾把北大精神表述为“大度包容，思想自由”。可见这是由蔡元培奠定的一种卓越的传统，是在北大长期发生作用的一种恢弘的气势和力量。
我们说“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基本传统，尚有以下主要根据：其一，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五四”追求的目标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北大基本传统与此互相衔接，正是“五四”基本精神在教育、学术领域的体现和保证。这是北大之所以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根本原因。其二，它是中西文化教育思想的完美融合。把“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并称，使二者结合为一个完整的原则、方针，可称珠联璧合，是中国思想融合的一个范例。“思想自由”本是西方文化的优良传统，吸取这一长处，正是针对中国文化专制主义的弊端；“兼容并包”，则较多地表现中国文化的特色：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讲究“和而不同”与多种思想之“会通”等等。善于博采众家之长，也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持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思想自由是兼容并包的前提，兼容并包是思想自由的保证，二者互相融合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的理念之中。其三，它是北大兴旺发达的一条血脉。北大一百多年来饱经沧桑，走过相当曲折的路。但北大的兴衰起伏总与是否实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密切相关。不过，不管北大怎样遭遇曲折和磨难，不管蔡元培的思想怎样受到误解和干扰，只要有受过蔡元培思想熏陶的人在，只要有熟悉北大校史的人在，甚至只要有蔡元培塑像或沙滩红楼、未名湖、博雅塔的宽宏气象在，那么北大人的那种雍容大度的胸襟、校园内那种自由的氛围就不会完全消失，或隐或显地总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这就是基本传统的作用。其四，它是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在二十世纪初，北京大学的出现，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事件。到二十一世纪，北大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宏伟目标而繁荣学术、培养人才。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批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的师资和学术水平。这些要求的基本前提是：广阔开放的思维空间、自由探讨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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